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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年
这是一个难以遗忘的日子。 马英九总统,一如既往,发表了六四感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包容並珍惜異議份子的社會價值》。全文如下:
今天是六月四日,在這樣一個日子裡,特別值得我們懷念曾經為了追求民主而勇敢付出代價的人們。第二十一年
6.1的南方都市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漫画,据说,和其他几幅一起,影射6.4事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托圣诞的福,明天多了一天假期;虽然我不信基督。还没想好明天去做什么 下面的文字是从MeeLin多事之冬
多维特约记者张正义北京报道/北京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博士和张立辉律师以及李方平律师在前往山东省临沂市为被当局拘捕的盲人维权工作者陈光诚出庭辩护前,突然在8月17日晚上在临沂市辖下的沂南县被当地公安以『偷窃罪嫌』拘押,目前,三人已被带到无欲则刚
我曾经为泛蓝04年大选不能推出马英九而感到失望。如今,马英九身陷特别费案,我对马英九是有点失望了。 马英九的确是台湾政坛的异数,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人气极旺,在政治圈内却不怎 主人與奴隸對話 在古巴比倫的課本中有一篇《主人與奴隸對話》的課文。在這個故事中,奴隸機智巧妙地回答了主人提出的幾個問題。主人
我就是不屌
新華社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5日下午說:「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態嚴重關切。我們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多做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的事,不要再採取使局勢緊張和複 總統批示同意「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及《國家 …TRANSLATE THIS PAGE 總統昨日主持國安高層會議,並依國安會所提評估建議及會中討論之結論作出上述裁示後,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即依應有之行政程序簽報總統,總統乃於今天上午在辦公室批示:「同意:『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不再編列預算,原負責業務人員歸建;《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並依程序送 警方: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 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掌握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 李江琳著《1959,拉萨!》评论 李江琳分析了拉萨之战的详细经过,指出这是一场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战争,堪称是解放军对拉萨藏军、官员、僧人和暴动者的大屠杀。. 作为一名业余出身的研究者,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李江琳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江琳本人能够没有障碍地阅读中英文第廿二年
这是一个难以遗忘的日子。 马英九总统,一如既往,发表了六四感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包容並珍惜異議份子的社會價值》。全文如下:
今天是六月四日,在這樣一個日子裡,特別值得我們懷念曾經為了追求民主而勇敢付出代價的人們。第二十一年
6.1的南方都市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漫画,据说,和其他几幅一起,影射6.4事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托圣诞的福,明天多了一天假期;虽然我不信基督。还没想好明天去做什么 下面的文字是从MeeLin多事之冬
多维特约记者张正义北京报道/北京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博士和张立辉律师以及李方平律师在前往山东省临沂市为被当局拘捕的盲人维权工作者陈光诚出庭辩护前,突然在8月17日晚上在临沂市辖下的沂南县被当地公安以『偷窃罪嫌』拘押,目前,三人已被带到无欲则刚
我曾经为泛蓝04年大选不能推出马英九而感到失望。如今,马英九身陷特别费案,我对马英九是有点失望了。 马英九的确是台湾政坛的异数,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人气极旺,在政治圈内却不怎 主人與奴隸對話 在古巴比倫的課本中有一篇《主人與奴隸對話》的課文。在這個故事中,奴隸機智巧妙地回答了主人提出的幾個問題。主人
我就是不屌
新華社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5日下午說:「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態嚴重關切。我們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多做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的事,不要再採取使局勢緊張和複 總統批示同意「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及《國家 …TRANSLATE THIS PAGE 總統昨日主持國安高層會議,並依國安會所提評估建議及會中討論之結論作出上述裁示後,總統府秘書長陳唐山即依應有之行政程序簽報總統,總統乃於今天上午在辦公室批示:「同意:『國家統一委員會』終止運作,不再編列預算,原負責業務人員歸建;《國家統一綱領》終止適用,並依程序送 警方: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 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掌握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 李江琳著《1959,拉萨!》评论 李江琳分析了拉萨之战的详细经过,指出这是一场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战争,堪称是解放军对拉萨藏军、官员、僧人和暴动者的大屠杀。. 作为一名业余出身的研究者,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李江琳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江琳本人能够没有障碍地阅读中英文翻译日志
雪狮与龙正文翻译初稿完成. 01 8月. 终于完成了《雪狮与龙》正文的翻译。. 接下来打算把Notes和Bibliography翻译完。. Index暂时不打算翻译了,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本翻译可能将以网页形式出现,等可能会出版的时候再讨论Index的问题。. 我会在翻译完Notes和多事之冬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微博: #审判快讯#2014年1月2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许志永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志永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依法判处许志永有期徒刑四年。无欲则刚
我曾经为泛蓝04年大选不能推出马英九而感到失望。如今,马英九身陷特别费案,我对马英九是有点失望了。 马英九的确是台湾政坛的异数,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人气极旺,在政治圈内却不怎 愈演愈烈的藏僧自焚 博主:最近忙于译者项目,加上工作也忙,关注自己的博客很少了。 请各位见谅。在可以预见的半年来,估计这种情况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我现在开始翻译另外一本书了,就是原来我翻译过一个章节的《On the Margins of Tibet》。 下面两段是第二章《Religious Sites and Religion Practice》的结束 《西藏现代史》卷三第15 《西藏现代史》卷三 第15章 最后的想法. Dr. Melvyn Goldstein 著. David Peng 译. 自1955年6月达赖喇嘛从北京回来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卷详细讨论了这些变化。 施明德致函 促請陳水扁下台陳總統扁哥:
情勢讓我必須寫這封信,對我是一種極大的煎熬和殘忍。 即使是提筆的此刻,沐浴著溫熱的晨曦,我仍 第一次骚乱——1987年10月1日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 警方: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 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掌握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 公盟藏区314报告之后 发表时间:2009-6-13 23:06:00 阅读次数:1873 所属分类:公盟. 《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去年下半年写完今年2月份最后定稿,先是寄给了一些领导和一些相关政府部门,4月份在公盟网上公布。. 这是由方堃他们几位完成的调研报告,杨子云和我也参与了 李江琳著《1959,拉萨!》评论 李江琳分析了拉萨之战的详细经过,指出这是一场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战争,堪称是解放军对拉萨藏军、官员、僧人和暴动者的大屠杀。. 作为一名业余出身的研究者,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李江琳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江琳本人能够没有障碍地阅读中英文第廿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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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讓我必須寫這封信,對我是一種極大的煎熬和殘忍。 即使是提筆的此刻,沐浴著溫熱的晨曦,我仍无欲则刚
我曾经为泛蓝04年大选不能推出马英九而感到失望。如今,马英九身陷特别费案,我对马英九是有点失望了。 马英九的确是台湾政坛的异数,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人气极旺,在政治圈内却不怎多事之冬
多维特约记者张正义北京报道/北京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博士和张立辉律师以及李方平律师在前往山东省临沂市为被当局拘捕的盲人维权工作者陈光诚出庭辩护前,突然在8月17日晚上在临沂市辖下的沂南县被当地公安以『偷窃罪嫌』拘押,目前,三人已被带到 主人與奴隸對話 在古巴比倫的課本中有一篇《主人與奴隸對話》的課文。在這個故事中,奴隸機智巧妙地回答了主人提出的幾個問題。主人
我就是不屌
新華社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5日下午說:「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態嚴重關切。我們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多做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的事,不要再採取使局勢緊張和複 公盟藏区314报告之后 发表时间:2009-6-13 23:06:00 阅读次数:1873 所属分类:公盟. 《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去年下半年写完今年2月份最后定稿,先是寄给了一些领导和一些相关政府部门,4月份在公盟网上公布。. 这是由方堃他们几位完成的调研报告,杨子云和我也参与了 警方: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 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掌握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第廿二年
这是一个难以遗忘的日子。 马英九总统,一如既往,发表了六四感言——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包容並珍惜異議份子的社會價值》。全文如下:
今天是六月四日,在這樣一個日子裡,特別值得我們懷念曾經為了追求民主而勇敢付出代價的人們。第二十一年
6.1的南方都市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漫画,据说,和其他几幅一起,影射6.4事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托圣诞的福,明天多了一天假期;虽然我不信基督。还没想好明天去做什么 下面的文字是从MeeLin 施明德致函 促請陳水扁下台陳總統扁哥:
情勢讓我必須寫這封信,對我是一種極大的煎熬和殘忍。 即使是提筆的此刻,沐浴著溫熱的晨曦,我仍无欲则刚
我曾经为泛蓝04年大选不能推出马英九而感到失望。如今,马英九身陷特别费案,我对马英九是有点失望了。 马英九的确是台湾政坛的异数,号称“不沾锅”的马英九,人气极旺,在政治圈内却不怎多事之冬
多维特约记者张正义北京报道/北京着名维权人士许志永博士和张立辉律师以及李方平律师在前往山东省临沂市为被当局拘捕的盲人维权工作者陈光诚出庭辩护前,突然在8月17日晚上在临沂市辖下的沂南县被当地公安以『偷窃罪嫌』拘押,目前,三人已被带到 主人與奴隸對話 在古巴比倫的課本中有一篇《主人與奴隸對話》的課文。在這個故事中,奴隸機智巧妙地回答了主人提出的幾個問題。主人
我就是不屌
新華社報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5日下午說:「我們對已經發生的事態嚴重關切。我們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多做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的事,不要再採取使局勢緊張和複 公盟藏区314报告之后 发表时间:2009-6-13 23:06:00 阅读次数:1873 所属分类:公盟. 《藏区314事件经济社会成因》调研报告去年下半年写完今年2月份最后定稿,先是寄给了一些领导和一些相关政府部门,4月份在公盟网上公布。. 这是由方堃他们几位完成的调研报告,杨子云和我也参与了 警方: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从事分裂活动 人民网北京1月25日电 据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据侦查,中央民族大学教师伊力哈木·土赫提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经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掌握了伊力哈木·土赫提涉嫌分裂国家的确 李江琳著《1959,拉萨!》评论 李江琳分析了拉萨之战的详细经过,指出这是一场实力对比非常悬殊的战争,堪称是解放军对拉萨藏军、官员、僧人和暴动者的大屠杀。. 作为一名业余出身的研究者,为了完成这部作品,李江琳无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江琳本人能够没有障碍地阅读中英文 下载《中文版雪狮与龙》 下载《中文版雪狮与龙》. 《 中文版雪狮与龙 》,原作者Dr. Melvyn Goldstein,由David Peng翻译。. 此书的深度、广度和篇幅,都适合作为您了解西藏历史和西藏问题由来的第一读物。. 中文译本的版权,暂时请参见 关于翻译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一书的相关说明 。. 我 HAPPY BIRTHDAY,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那时我想的也不是这个政治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想我会犹豫。. 近一年来,我对所谓胡温的第四代的看法有了一些的转变。. 胡温留给历史的是什么?. 从积极的一面看,他们的政策台海风云
继许信良、施明德、林义雄之后,民进党再有一位前党主席陈水扁退党。陈水扁的退党有几个特色,不同于前面几位先贤:陈水扁不是一个人退党,而是夫妇一块退党,据说台北市民进党党部正建议开除陈水扁的儿子儿媳的党籍;前面几位先贤都是因为政见不合,出走民进党,而陈水扁自认做错了事翻译杂谈
翻译英文涉藏文章是个难事(其他外语涉藏文章也同样困难),这需要译者跨越文化、语言的障碍。最理想的译者是通晓西藏历史文化地理,精通英语、中文和藏语。 第一次骚乱——1987年10月1日 达赖喇嘛在美国的活动在拉萨广为人知,并获得了急切的呼应。藏人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中国政府也在当地媒体上宣传抨击达赖喇嘛的访问。9月27日,也就是达赖喇嘛在华盛顿第一次演讲不到一周的时间,拉萨哲蚌寺的民族主义僧人们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示威,支持西藏独立和达赖 《西藏现代史》卷三前言 从一开始,我将“现代西藏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13年到1951年;在此期间,西藏是一个事实独立政体,由达赖喇嘛和一个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统治。. 这一时期是卷一《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的主题。. 第二时期始于1951年 三月 | 2015 | 雪狮与龙 我是在3.20之后才注意到这件事。 放几个链接: NYC incident regretted in Tibetan paliament, from Phayul.com.. Time for unity, not division, says Kalon Gyari Dolma at Tibetan women’s uprising anniversary, from Phayul.com. 几篇评论:放弃声明
阿沛阿旺晋美讲述十一世班禅选择过程 在“雪狮与龙”中. 留下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 于 七月 29, 2016 在 每日杂谈. 二月 | 2016 | 雪狮与龙 任志强被禁言了。 他在新浪微博上的所有言论都看不见了,只能在自由微博上看到。最后一条是:
任志强:请问懂法律的朋友们:如果一家网站,故意以转发的方式,刊出明显带有编造虚假事实的谣言的文章时,是否应和编造谣言者承担同样的法律责任?是否可以在法院起诉造谣者时,将该网站和雪狮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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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存档一篇
31 8月
今天晚上也够无聊的,一个从不发言的博客,在一个小时内发了两篇。原因是,写了前面一篇后,一边等洗澡一边在网上乱逛,发现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都没看完,轮到我洗澡了。存档吧。洗洗睡了,明天可能会看看,今天肯定不更了。 Why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t expla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Hao Chen , Master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7) Answered Jul 2, 2017 Upvoted by Boven Tan , lived in Beijing, China (2004-2014) My politic teacher in High School was one of the student on the Square. Although he was not one of the leaders but he was definitely one of the earliest student to be on the square and here’s the story he told us in class: At first, the students was just protesting about more free publications on western world. Because at that time, studying English and western countries was to be regarded as trendy. At first it was really small and simple. They were just kids and trying to mimic the things they learned from western movies. Then more and more student joined and the things they protest become bigger and bigger. They are all young man with energy and passion. And at that time, college student was kinda well respected among common people. So they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government and change how things work. Whic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y initially was aimed for. After the more and more people joined. The government official started to come and ask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they need. Because the student was really rallied so they refuse to talk to any low rank officials. They want someone from the leadership to talk to them. At that time, one of the vice chairman is a very friendly elderly. He was a scholar and loves student. So he went to talk to the kids unofficially. Listened to what they want and what they ask for(The biggest pursuit is to change the the government into democratic and voting right for everyone). However, that was still during the cold-war, like how western citizens think of communist. Switching into deemocratic government is just simply impossible and can be seen treason in some condition. But that leader understand they are just kids so he say he will pass on the pursuit and will try to find a middle ground on one condition. Which is the kids have to leave the square volunterily. Then most of the students did left. And some stayed.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at that time, the Cold War. The leadership was very angry about the pursuit. They believe it is a planned movement to try to over throw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which is partially true as a lot political activist from Hongkong and overseas join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rotest and eventually the pursuit escalated a lot). So that elderly was ordered to stay in his room and lost his power ever since(till the day he die he was never regain he’s power again even though he’s title remained). Then of course the student will not heard from the leadership again, so they became furious and regrouped at the square. Since none of them was punished the first time. The entire country student started to do the same thing to support the protest. Which eventually go out of hand. Because the pursuit is simply impossible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initial students who started this was replaced by all kinds of political activist, the whole thing went the other way. Mthe leadership eventually got angry and sent final order, to ask the student to evacuate the square by midnight or the military will come in the clear the space out. Majority of the student left, but still a lot remains. Before I continue, you need to understand, at that time, if you are a college student. You are automatically being regarded as a successful person and you will make your family so proud. So these student are all young fearless teenagers with huge ego. And they got away the first time. So they really don’t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do anything to them. So that’s the context of why many of them stayed even though overthrown the government was not their pursuit. So the government rallied the Northern discretion military to surround the city, and started a curfew. They were ordered to wait till 12 midnight to march in and clear the square. So when 12 strikes, they marched in and started to clear the square. My teacher was one of the students who was chased out the square during that night. He saw tanks and armed vehicles. Soldiers with guns. However, none of the them fired on the student, the only few shots was aimed sky to clear out the crowds. So the story of using machine guns slaughtering the student was definitely not true. There are student s who were trying to stop the tanks from moving in. They stood in front of the tanks and trying to stop them. The tanks who saw them did try to avoid them,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be faster than a running student. So the tanks were stopped. Soldiers have to grab them and clear them out of the roads. So is chaotic. After that, the tanks started to March again. However, from time to time, there are some student hiding at the corners will run in front of the tank tying to stop it. One of them was runned over by a tank. And this guy was the only one who got run over and he was sprint out of the shadow and lied really close to the tank. The teacher said he thinks the driver did not even notice there was a person in front of the tank. To be honest, there has been many western reporters recording the whole protest from the start. And during that night. Many of them did recorded the whole thing. If something really ever happened. A slaughter or massaca, I really don’t think they would hide those footages. On the contrary, the footage they released only showed how student trying to block the tank rather than really how they were killed etc. In fact, none of the footage showed anyone was killed at all. think this speaks a lot. And my teacher who got beaten by the soldiers, say that some of the soldiers seemed extremely furious and from the story they told, there is one more thing happened before they marched in. According to the soldiers that caught him, before they marched in, they were settled at the outer skirt of Beijing City. All four gates was guarded. Before the final march, there were 4 soldiers missing. They all asked for a toilet break and missing ever since. But the army won’t wait for individuals, so they continue as planned. The first troops who passed the Southern Gate saw 4 bodies hanging on the tree just outside the city. All four bodies were skinned and hanged on the tree. The work immediately spread out among the troops who were suppose to pass the southern gate. And they knew that was one of their fellow soldier. So among the four troops, southern side one was the most furious one and he soldiers was looking for revenge. Because they though the student did it. So they did beat up the student who tried to fight back. But none of them killed any student. However, my teacher say there is no way the student would be able to pull off something so cruel and professional. And because he witnessed the whole protest thing from how it started and how it get out of hand. Later he started to believe the western power did played a role in this whole thing. This is exactly a pharaphrase of what my teacher described to me about this event. I’m not old enough to experience it. But I do believe what he said because this topic is not required or requested by any textbook or school. He was just simply telling us the story because our entire class got curious that day. We didn’t even know he was one of the student on the square.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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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David Peng于 八月 31,
2019 in 每日杂谈反复?虚惊?
31 8月
杜撰了一篇。
却发现可能是搞错了。打了半天字,还是发在这儿存档吧。 > 标题:6月3日吗?>
> 刚才我新开的VPN不能用了,试了下公司的VPN,还行。>
> 吃了一惊,以为要发生什么。先看国内新闻网站,澎湃,看到特派员的摊牌式谈话。然后看hk01.com,风雨欲来山满楼,情况急转直下。想想是不是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
> 明天早上就静了。 后来又试了几个VPN,去年用同样方法在另一个服务器搭建的还可以用。在iPad上试了试前面不能用的,发现可以用了。再试了下iPhone,还是不能用,不解,可能是iPhone问题吧。反复?虚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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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David Peng于 八月 31,
2019 in 每日杂谈 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26 3月
最近在读《邓小平文选》,看到邓小平1981年的讲话。目前中美关系处于波折之中,读一读邓小平的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中国的立场。 来源: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5/66611/4488637.html 我们希望里根先生就任总统后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在卡特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了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谈话的一部分。 出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留下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于 三月 26,
2019 in 每日杂谈 转发:澎拜专访姚洋04 1月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2248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92285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2019-01-03 17:21 来源:澎湃新闻姚洋 资料图
2018年新兴市场的危机能给中国什么样的启发与警示? 带着这样的疑问,12月27日,澎湃新闻记者在北京的寒冬中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与研究院院长姚洋。姚洋对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有持久的关注,他认为当前的新兴市场危机源于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样的货币体系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对美元没有任何的约束机制。在当前的机制下,要想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一定的资本账户管制和高储蓄率,巩固自身实力,才能抵御美国的冲击。 多数发展中国家脆弱,是因为外债太多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债务驱动型的,尤其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不举债很难发展。拿中国举例来说,中国虽然没有什么外债,但是却有大量(隐形)地方债。债务似乎是发展中国家逃不过的宿命? 姚洋:内债是没事的,还款子孙后代可以来还,只要不太过分就不容易出现危机。日本债务占GDP的350%了,一样能运行下去。问题比较大的还是外债,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么脆弱?因为外债太多了。像土耳其、还包括印度这样长期举债,这是不行的。美元一升值债务就扩大了,资金就会从国内跑掉,造成的冲击力很大。 中国乃至东亚的成功可能归结于文化的问题,整个东亚地区的老百姓都比较谨慎保守,不乱花钱,也不愿意借很多外债,但别的(发展中)国家老百姓没有这种意识。 印度的例子又有些特殊。因为印度的国民储蓄率是挺高的,但是却长期举外债。我认为这跟他们工业落后有关系,不能完整生产自己需要的消费品,需要进口外面的产品,在国内举债又换不了别的国家的外币,就得举外债。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基本的消费品都保证不了。比如非洲基本的生活品全靠进口,所以一旦货币贬值,老百姓就叫苦连天。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至少基本的生活用品都能满足,所以汇率的波动对我们国内的物价影响没那么大,但换成别的国家影响就太大了。 澎湃新闻:中国表现得相对比较稳定,是否可以“归功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 姚洋:有关系。这也是我们亚洲人或者说东亚人比较谨慎的地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之前都是受管制的。日本也是一样,表面上看是开放的经济体,其实在日本很少看到外国银行。这是东亚的一个特点。 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不赞同盲目开放资本账户,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一个教训。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整个东亚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下滑,出现危机就是因为资本账户太开放了,游资说跑就跑,引起恐慌。恐怕我们还要等经济比较成熟之后,才可能放松资本账户。 强有力的政府有助于战胜贫困 澎湃新闻:中国的迁徙其实不是完全自由的,存在着户籍制管理这样的问题。好的方面就是中国没有贫民窟,总体而言中国在贫困问题上是解决得比较好的,扶贫也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对比其他的国家,包括印度、阿根廷,他们有很严重的贫困问题。 姚洋:中国政府的力量比那些国家强大很多,所以可以集中一些力量战胜贫困。反贫是中国共产党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计划出来,从“八七攻坚”到现在的“精准扶贫”,中国政府做了很多扶贫攻坚的事情。 虽然印度战胜贫困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它不会成为某个政府必须做的事情。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减贫最快的时期实际上是市场化推进最快的时期,从1978年到1984年人民公社瓦解。那是因为公社时代把大家搞得太穷了,一旦放开了,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工作,也能很快养活自己。 澎湃新闻:阿根廷是一个特别血淋淋的例子,他们在2001年危机前是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贫困率不超过20%,但在IMF主导下的自由主义改革之后,不仅导致2001年危机,贫困率也大幅攀升,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阿根廷老百姓对“华盛顿共识”抱有特别强烈的仇视情绪。 姚洋:我认为这个解读有些出入。阿根廷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比索美元化,是为了治理通货膨胀。他们把比索的币值定得太高,出口就相应地受到了打击。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巴西,巴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所以阿根廷的出口就受阻了。 一旦维持不住比索的高汇率,固定汇率就无法实施,于是就出现挤兑,比索一泻千里般狂跌。这样的国家因为没有工业,生活物品全靠进口,物价就容易上去。所以阿根廷的贫困纯粹是通货膨胀造成的。 历史的重复都跟美国有关系 澎湃新闻:阿根廷人自己的解读是,新自由主义害了他们。 姚洋:上世纪九十年代,阿根廷矫枉过正。为了治理通货膨胀,阿根廷实施联系汇率,把币值定得过高。但是固定汇率是相当脆弱的。他们不像中国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能够维持固定汇率。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震荡,贫困率一下就会上去。Report this ad
二战以前拉美没有那么强的反美情绪,二战之后整个拉美就开始反美,左翼思潮占主导地位。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还是可以的,巴西有“巴西奇迹”,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非常好。 但是这种增长有它的脆弱性,因为借款太多,国内储蓄太少。拉美的浪漫主义害了他们,国家不储蓄,老百姓不储蓄,靠借贷,上个世纪70年代借了太多钱,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债务危机。当然这也是美国害的,当时美国把利率拉到20%多,国际市场上一下借不到钱了,于是出现债务危机,所以他们恨美国。 现在新兴经济体又出现危机了,历史的重复都跟美国有关系。 从金融角度而言,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就在祸害世界。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就享有主权货币的好处,但是没有责任,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认美国能收铸币税的同时也得承担责任。过去四五十年,美国在金融领域的货币问题把世界害惨了,一波一波的国家倒掉。拉美就是在上一次倒掉的,拉美的急剧去工业化是在债务危机后发生的,原来工业占比还在经济体量的30%左右,现在跌到20%以下。 现在的货币体系有问题,美元这种强势货币没有任何约束 澎湃新闻:阿根廷人对美国很反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很多国有企业被卖给了外国资本。 姚洋:不光是卖。过去那些企业是活在保护之下的,一夜之间保护全部取消,这些企业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巴西现在没有什么工业,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飞机制造,机型都很老。 过去是军政府镇压,现在是民主政府了,成为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我到巴西去,他们开会说巴西的国民总储蓄率才15%,比美国还低,这样怎么去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他们说可以搞改革,但是不管怎么改,经济能比美国更有效率吗?这是不可能的,美国已经是最有效的经济体了。 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有问题的,美元这种强势货币没有任何约束。IMF基本上就是听美国人说话,世界如果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货币协调机制,美国人就可以任意胡来。 澎湃新闻:这个协调机制没有建立之前,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做法还是很明智的?比如说我们有很高的外汇储备,鼓励居民储蓄。 姚洋:其实整个东亚的储蓄率都很高。新兴市场国家自己要有这样的实力来对抗风险。因为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根本不关心其他国家,货币一放水就把债务转嫁到别的国家,货币政策一收紧,别的国家就垮掉了。不断地收割。 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以前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来引进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但都不是我们的,因而容易被美国人所误导。比如浮动汇率的问题。浮动汇率完全是美国为了解套。 一战之后,整个汇率体系瓦解了,凯恩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需要建立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发货币要有一定的纪律,所以他提出了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其实按照凯恩斯的构想,是把美元和英镑同时跟黄金挂钩,其他货币跟这两种货币挂钩,但美国人拒绝了凯恩斯的建议,说只能跟美元挂钩。 美国占了便宜就应该有义务,就是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滞胀,有发货币的冲动,可是发多货币汇率又固定不了,无法维持一盎司兑35美元,尼克松就下令关闭兑换窗口,禁止拿美元兑换黄金。当时很多国家的财富立马缩水。之后美国的经济学家都说浮动汇率好,实际上是为美国摆脱国际义务提供借口。可是,这个体制在美国人的主导下是很难改变的,IMF要改革也很困难,毕竟真正的权力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澎湃新闻:2009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发文建言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议创造一个超脱于任何一国经济状况和利益的国际货币,发展“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克服当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 姚洋:这很难实现。比如,现在IMF已经有特别提款权,但是没办法在商业中使用,因为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主权货币上。除非有一个世界政府最后对货币负责,否则国际货币是没有支撑力量的。 美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而且国际的金融主要用美元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新的货币来替代它。 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犯过很多错误 澎湃新闻:在赶超国家里面,日本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国家吗? 姚洋:没有,日本其实也犯过很多错误。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赶超其实和现在的中国是一样的。日本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写的东西,跟中国人现在写的东西差不多,日本人在当时的想法也是“我们黄种人要站起来,我们黄种人不是被人家压迫的”。他们有强烈的反帝和种族主义的倾向,所以日本描写的日俄战争就是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 当时日本加入世界的行列也有很多问题,但问题没有中国现在这么突出。因为在那个时候,欧洲、美国也都带有很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白人至上主义流行,所以日本不会显得很突兀。二战之后,日本被美国打趴下了成为了占领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政治独立性。 日本的现代化很奇特,是在美国的占领下完成的。日本一开始就发展经济,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几乎变成第一经济强国。那个时候,日本有点想要跟美国对抗的意思,结果没想到失去了20年。今天,安倍内心的潜台词恐怕还是“日本要成为独立的国家,不能跟着美国走”。 澎湃新闻:抛开这一点来看,日本在整个国际上的形象是一个很现代的国家,不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都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可。 姚洋:日本实际上是被驯服的,被美国占领军给驯服的。 现代化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澎湃新闻:像中国、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似乎无法进入得到认可的标准现代化模式? 姚洋:西方忘记了过去的自己。 现代化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欧洲也是如此,只不过它的反复提前了。英国17世纪打打杀杀一个世纪,到光荣革命才消停下来。再看法国的历史,反复更多,整个19世纪不停地反复,二战之后才消停下来。西方人的很多看法是非历史的,忘记了自己走过的路。土耳其、中国这样的国家文化根基太深,现代化反复是正常的。 澎湃新闻:但美国的情况跟欧洲不一样。 姚洋: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在联邦法基础上写出宪法,形成了一个建构的国家,不能期待所有的国家都像美国一样。西非的利比里亚,19世纪由美国的奴隶回去建立的国家,照搬美国的宪法制度,如今是世界上倒数第二穷的国家。 现在的欧洲人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它们不能期待别的国家,特别是历史传统比较深厚的国家一步跨越好几百年,穿越到现代社会,甚至是后现代社会。 欧洲和美国都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拿着后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世界,这哪行呢? 澎湃新闻:现在的国际局势又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普世价值再次遭到严重的质疑。Report this ad
姚洋:西方早我们好几百年开始转型,二战之后基本上全部完成转型,而我们现在还在过程中,所以肯定会有很多冲突。我们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19世纪,肯定会有很多的冲突和张力。 普世价值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我认为普世价值,首先是基本的人权,包括生命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迁徙的权利。往上说可能是个人自由,即对个人的尊重,但界限已经开始模糊了,很多国家对个人自由会做限制。再往上说就是政治形态、国家形态,这些界限就更模糊了。 民主是否是一个普世价值是值得拷问的。因为民主也是一战以后才确立的治理方式。英国1919年妇女才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投票权,此前没有实现完全民主化。美国严格按照它的宪法来看,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美国是一个建构的国家,是一个混合体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民主席卷全世界,大家都变得跟美国一样选总统,都变成总统制,这未必是人类的命运。 福山写完《历史的终结》20年后改变很大,现在并不认为他的那本书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开始重新思考。我觉得世界要允许中国去摸索。我与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交流过,他们说其实愿意看到中国去摸索自己的路。他们生活在民主制国家也发现民主有很多的问题,中国如果能摸索出一条新的路来也是挺好的。 也许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人类社会又会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治理方式。西方的民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比如说今天的法国,小小的黄背心运动就让马克龙就范。民主发展到这步,就已经死掉了。民主一定要允许领导人的存在。 澎湃新闻:再拿阿根廷的例子来说,阿根廷人将他们的政治运动称为民众运动,也对法国式的政治运动有很强的认同感。 姚洋:他们过去的总统庇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与阿根廷最高法院斗争,上台的过程中将最高法院击败。于是整个阿根廷的宪政就此瓦解。这是他们民粹主义的起源,民粹主义也在他和他的夫人艾薇塔·庇隆鼓动下愈演愈烈。法国、南欧都有这样的传统,都爱上街搞运动。 澎湃新闻:传统的民主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代议制民主,另一种是卢梭的广场政治,比如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倾向于后者,也类似于法国。 姚洋:民主需要一定的结构,政党、社会组织现在全瓦解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精英政治。民主是需要精英政治的,没有集中的机制,民主是没法实现的,因为大家的想法都不一样。 中国的经济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但要完全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澎湃新闻:中国政府解决贫困问题的能力全世界有目共睹。 姚洋:是的,中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解决贫困。但也需要注意到,我们那么多的留守儿童是属于毁掉了的一代的,没有教育,发展就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要求。教育是我们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集中体现,但我们往往把人当做一个工具,而教育是为了教育完整的人,变成完整的人不也变成了生产力吗?但如何去说是重要的。 中国要完全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经济走在其他国家前面,但社会、政治则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我觉得我们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张力,可以看作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的确确是被撕裂的,很痛苦,对于农村一些情况一方面很无奈,一方面又能理解,恐怕百分之三四十的老百姓还过着那种生活。 澎湃新闻:政治、社会发展与经济表现二者如何兼顾? 姚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去巴西参加一个经济会议,一开会巴西人就开始谈民主的优越性,我觉得很奇怪,经济会议为什么谈到了民主,可能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要么民主、要么经济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民主到底对经济增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并没有标准答案。 澎湃新闻: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 姚洋:阿玛蒂亚·森说把发展作为促进自由的一个手段,他是支持民主的,他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可是他在印度的实际操作却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身份政治。在印度,反对他的人非常多,毕竟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如果过多关注经济方面的民主化,最后发现会陷入一个利益集团的混战。在这一点上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说的是对的,他提出了利益集团的理论。他说在一个边界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利益集团会越来越多,政治的角色会变得越来越强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印度的民主运作得相当好,民主持续了70年没有任何政变,正常交接,但利益集团政治让它的运作举步维艰。 像土耳其的情况,一个社会和一个组织都需要一个方向,埃尔多安也许想利用民族主义把大家凝聚起来朝一个方向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为自己做,还是为土耳其国家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澎湃新闻:所以在发展中国家,适当的民族主义还是有必要的? 姚洋:领袖必须是民族主义者。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日本在二战之前那些领导人也全是民族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什么事也干不了,因为是我们是赶超型的国家。但需要把握好民族主义的度,不能走过头了。 我能理解埃尔多安的民族主义起源,因为欧洲不接受土耳其,这跟普京是一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去参加俄国的一个论坛,普京问他,“你知道我们的俄国梦是什么吗?我们的俄国梦就是变成欧洲人,但是那帮混蛋不让我们变成欧洲人。” (实习生苏琦对此文亦有贡献)一条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于 一月 4, 2019
in 每日杂谈
好文共赏:石硕:如何认识藏族及其文化17 10月
缘起:http://jxjy.utibet.edu.cn/content/detail/37/54/640.html 2014年10月25日(周六)下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石硕教授应邀来我校为第七批援藏干部课堂作了题为《如何认识藏族及其文化》的专题讲座。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江永朗杰主持讲座,校长普布次仁、副校长白玛次仁、近200名援藏干部学员及慕名而来的藏大教师、研究生聆听了讲座。 这篇文章随后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12期上。全文留档在这儿。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875905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藏族及其文化的话题。今天在座的除了藏大的老师和研究生同学,主要是援藏干部,所以我选择了这个题目。首先我向援藏干部表示敬意,大家从内地来到边疆,离开自己的小家,千里迢迢来做援藏工作,是一件很有时代意义的事情,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说将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我和大家一样,也和西藏有缘,我第一次进藏是1991年,来了之后就被这片神奇的土地和厚重的文化深深吸引。因为做藏学研究,西藏的七个地市我都跑过,我带的博士生中,跟我念博士的也有援藏干部,所以我对援藏干部的经历并不陌生。据我了解,对于我们从内地来到西藏的人来说,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藏族及其文化?我们从进藏开始到离开西藏,乃至回到内地,这个问题可能始终萦绕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在内地生活,基本上不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是说一样的语言,有一样的生活模式和习俗,一样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的交流没有文化的障碍。但是当我们来到一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和环境,会发现周围人说的语言、穿着的服饰、他们的生活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和他们的交流存在着障碍。原因是我们跨了文化,我们从一种文化跨入到另一种文化里面来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来看待藏族及其文化就成为我们进藏以后迫切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西藏生活和工作质量,也和我们援藏工作的成效密切相关。 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话题,因为知识性的话题我们在书本上都能找到。我主要是想结合我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历和体验,和大家交流一下,对于我们从内地来到西藏的人,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理解藏族及其文化。我希望这个话题能对大家在西藏的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 我讲四个问题:一、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点谈谈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二、从高原地理环境认识藏族的生活方式;三、从高原环境认识藏族的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四、谈一下藏族的文化性格。 一、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视点谈谈如何看待异文化。 在人文学科领域,有一个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学科,这就是文化人类学。我先介绍一下文化人类学对待异文化,有怎样的观点和看法。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人们称之为理性时期,即进化论的时期。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文化进化论的观点,认为人类文化不仅有高低优劣之分,并且是不断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因此当时常用“原始社会”、“初民社会”、“原始文化”、“蒙昧社会”等术语来形容与西方文化相异的文化及社会。 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为结构论时期。人们在深入研究各种有文字或无文字的社会、“高等”和“低等”文化后,发现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历史,自己独立的体系,有自己的结构和机制。 第三阶段为文化相对论时期,进入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文化相对论成为主流共识,认为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化,它都因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而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高明。例如,汉文化和藏文化都是各具特色的文化,二者都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说汉文化比藏文化先进,也不能说藏文化比汉文化优越,正如我们不能说汉语就比藏语高明,也不能说某一个民族的服装比另一个民族的服装更先进。因为文化是不能横向作价值比较的,而应从一个文化产生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他的独特性和特殊价值。同时,我们也不能用自身的文化价值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化。我们在认识一种与我们不一样的文化时,常常会犯一种错误:就是以自己的文化为参照和坐标,去评判另一种文化的高低、优劣,这种观点是狭隘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每一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相互理解与沟通。我们应该采取的正确做法就是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如果我们依旧站在文化自我中心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其他的民族文化,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回顾历史,在18、19世纪,西方坚持西方文明中心论,认为自己的文化是全世界最文明、最高的文化,但今天西方已经放弃这种看法,开始尊重文化多样性。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了一个《世界文化报告》,提出当今世界的文化主题是“文化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今天随着物质文明的丰富,人们已经越来越从追求生存与安全转向了追求意义和价值。意义和价值来自哪里?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例子非常多,比如说在6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原住民基本上都信仰基督教,但到了70年代,他们富裕起来后,几乎全都回归于自己的宗教了。他们发现如果自己富裕,但把自己的文化丢掉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就黯然失色。 文化人类学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人们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认识自身的文化的。以个人来举例更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不和其他人接触,把自己孤立起来,便永远不可能认识自己,人只有和别人交往,让别人成为你的镜子,才能认识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是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的。人们要认识自己,一个主要途径就是超越自己,超越的途径就是认识“他者”。今天,文化人类学已成为西方综合性大学的一门基础课,主要是帮助人们怎样认识不同的文化,这非常重要。 有一年我们在北京开教育部民族学学部会议,当时正值新疆7·5事件之后,大家有一个共识,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多民族,不同的文化在一块儿,但是我们的大学里却没有开设帮助大家如何认识不同文化的通识课,所以当时写了一个提案,建议教育部在我国综合性大学里开设文化人类学公共课,介绍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只有认识别的文化,才能产生对照、自省和文化自觉,才能够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也才能够真正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 我们很多内地的人,长期生活在同一个文化背景里,很难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文化的特点。只有当我们出国或者来到边疆民族地区,接触到别的文化,和自己的文化拉开一段距离之后,才能够更清楚、更深入的认识自己文化的特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每个人也是通过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交往,通过他者来认识自己的特点。因此在不同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交往中,正确的态度便是从别人的文化中来反观自己的不足。对待不同文化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是不能以自身的文化标准去判定别的文化,这个是一个错误路径。更不能“以己之长比别人之短”。而要以别人的“长”来审视自己的“短”。我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老是以自己的“长”来比别人的“短”,这个人就很难进步,他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来对照自己的短处,他才能不断提高和进步。文化和民族也是这样。 当今世界判定现代文明与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他是否有开放的文化态度。开放的文化态度就是首先要尊重不同文化,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据我了解,在内地,因为汉族人口最多,又是主体民族,所以往往不自觉地有一种文化自我中心的倾向,这是很错误的。真正的现代文明、现代人,应该是尊重和我们不一样的文化、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和谐的基础是包容和开放的心灵、开放的文化态度。我们现在强调“和谐”,因为和谐才能产生稳定,而稳定的基础是要包容多样和差异。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和希望的世界一定是多样性的世界。当今世界有两个东西相互形成巨大反差,一是经济的一体化,它带来全球一体化,但与此相对应的却不是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都在强调自身的文化传统、自身的文化价值,这和经济一体化相对应,二者相辅相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常给学习民族学、藏学的学生说,你们合不合格有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树立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我认为咱们做民族和文化工作的人都应该有这么一个基本态度。大家知道,生物学上有一个定律叫“生物多样性”,其实文化也同样如此。很多年前,我在内蒙古考察时,途中在草原上停车休息,陪同我们的是现在内蒙古大学副校长齐木德·道尔杰教授,我们看见他趴在草地上像找什么,好奇地问他,他说他在数草种,他说过去草原牧民判定草原好坏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一平方米之内有多少种草,过去可达到200种以上,是比较好的状态,现在只有三、四十种,状态在恶化。以一平方米内草种的数量来判定草原的好坏,这是牧民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其实文化也是这样。文化的同质化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就像生物的同质化也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一座山都是一种树种,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几十种、上百种树种就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结构。文化也是这样,我常给学生说,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多民族的、有各种不同文化的国家里是我们每个人的福分,我们能够充分享受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多彩与丰富。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平时看不见,或是意识不到,但一旦这些东西没有了之后,就会出现一种很可怕的结果。 二、如何从高原地域环境来认识藏族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从内地来到藏族地区的人,认识藏文化有两个根本的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高原地域,因为内地是一个非高原地域,我们到藏区之后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和我们不太一样,包括习惯、衣食住行等等。如果我们缺乏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常识,就很容易用非高原地域的人的生活方式去评判高原地域,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障碍。 另一个障碍是宗教信仰,内地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社会,几千年来我们是靠中央王权体制来形成主要的凝聚核心,所以世俗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宗教未得到充分发育。生活在世俗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的人到了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社会,他要认识这个社会就面临着障碍。比如我们内地常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在我们的价值观念里婚姻比信仰重要,但是这个话语放到藏区的社会环境就不太合适,它与当地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在藏族的文化观念里,信仰比婚姻的份量要重。我接触过一些从内地到西藏旅游的朋友,他们看到转经和朝圣的藏民把很多的钱、酥油等等都捐献到寺庙,觉得很惋惜,他们觉得剩余的产品应该用来扩大再生产,这就是世俗社会中的观念,觉得人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但是在西藏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内地人到了西藏往往面临两个困境:一个是高原地域,另一个是宗教信仰,这是我们认识藏族和藏文化的两个障碍。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自省、自觉。 Report this ad Report this ad 我们先来看一看青藏高原。青藏高原在我国的版图里面占了很大一块,将近四分之一。从世界范围来说,主要有三大高原:一个是南美高原,平均海拔在3800米左右;还有一个是东非高原,它要低一些,2000多米;还有一个就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在4000-4500米。如果把青藏高原放到世界范围来看,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因此,被称为“世界屋脊”或者“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它的北面是号称“亚洲脊梁”的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很长;它的西面和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面是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祁连山等等,所以它是被周围巨大的山脉环绕的一个地理单元。青藏高原的面积是290万平方公里,面积非常大。藏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民族,当然青藏高原除藏族之外还生活着一些其他民族。藏族的分布范围和青藏高原的范围大体上是重合的。我们在四川藏区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和藏族交错和毗邻而居的还有其他一些西南民族,但是一旦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的区域,基本上就是藏族生活的地方。所以藏族主要居住于高原地域,如果要给藏族一个定位,可以说他一个典型的高原地域民族。由于青藏高原的唯一性,也决定了藏族及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 我有一个经历,90年代中期我来拉萨,我坐在大昭寺外面的台阶上休息,旁边有一位法国来的小伙子,他能说点中文,我问他为什么来西藏。他说:“我来西藏很简单,主要是想看一看在世界上最高地方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想些什么。”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也让我意识到高原地域特点应该是藏族同其他民族相比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藏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是具有世界意义和人类价值的。因为从藏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才能了解到世界上海拔最高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只有从藏文化里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我国56个民族中藏族是其中的一员,他们的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中华文化是很有特色的,藏族文化给中华文化这个庞大体系增添了很多特色,这是藏族文化非常值得自豪的一点。 在文学作品里,藏族常被描写为“离天最近”、“离太阳最近”,这看似很浪漫,但大家同时应该意识到一个事实,高原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一种比较严酷的环境。我们来到这个环境里,首先是“高”,气压低,然后缺氧,温差非常大,空气里的含氧量通常只有内地的一半,一些高海拔地区可能更低。过去从外面进入藏区的人,在他们写的游记里,很不理解一个事,他们到了高海拔的山口,就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头发晕,嘴唇发乌。当时的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人们认为是在“瘴气”作怪,“瘴气”看不见,所以经常在山丫口,人看着看着就不行了。 青藏高原有很多地方是完全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旧唐书·吐蕃传》中谈到吐蕃的环境时用一个词叫“物产寡薄”。今年七月份我从那曲去阿里,穿越羌塘高原,大部分地方完全是无人区,道路也不明显,经常走错路,要问路也根本找不到人。包括三江源、可可西里这些地方很多都是如柳宗元一首诗中所描绘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景象。所以青藏高原很多地方地旷人稀,是自然条件所限,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地方对人类而言,并不是适宜生存之地。但千百年来,藏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息繁衍,并且创造了他们厚重而独特的文化。如何理解藏族文化?如果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藏族的文化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而产生的一套生存策略。 这个方面的例子很多,我简单举几个,比如说高原昼夜温差很大,所以藏族穿的半袖,到了正午时脱一只袖子,这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衣着,还有很多帽子、头饰等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高原环境。 另外,我们知道在拉萨,水七八十度就开了,饭是煮不熟的,过去没有高压锅,所以藏族人很智慧的把青稞炒熟后磨成面,就可以解决熟食的问题,不会长期吃夹生的东西,而且很便利,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茶、酥油,和着就可以吃。而且他主要吃牛羊肉、茶。过去藏区没有蔬菜,我90年代初进来,当时菜比肉贵。但现在在城市这些地方,蔬菜已经极大的丰富。而过去人们主要靠茶、酥油、牛羊肉、糌粑这几种。 牧区的人除了牛羊肉还要吃糌粑,农区需要酥油和牛羊肉,所以藏族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牧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结合。过去藏北同拉萨、山南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盐粮交换”,主要就是牧区的盐、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粮食,这就使牧区和农区结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农、牧的结合是藏族文化非常重要的特点。一般说,在藏区没有纯粹的农区,但是有纯粹的牧区,牧区为了解决粮食和糌粑的问题,就形成了交换。农区和牧区产品的交换几千年都在进行,今天也是这样。 从住来看,农区是石砌、平顶,房屋较高大;牧区因为很冷,风大,所以用很厚的土坯墙,房屋低矮,较抗风。 青藏高原的行过去主要靠牦牛,过河是牛皮筏子,都和高原的生态环境相适应。 大家可能注意到,藏传佛教不禁止肉食,大多数佛教都吃素,但藏传佛教不吃素。因为高海拔和高寒的环境,人的热量消耗很大。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高热量的食物是很难生存的。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材料,说西藏的高僧活佛到印度后,接触到了其他一些宗教领袖,见他们都吃素,于是也尝试着吃素,吃了一段时间的素,结果大病一场。原因是他们的体质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环境,突然改变饮食结构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有两个例子最能体现高原适应,一个是牦牛,青藏高原牧区对牦牛的依赖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所以拉萨城内的牦牛雕塑被称为“高原之宝”,有的把它称为“高原之魂”。藏语中称牦牛为“ནོར”【注】,就是“宝贝”的意思。牦牛是高海拔地区的一种生物品种,它在夏季的活动地域可以达到海拔5000到6000米,直抵雪线之下。它对高原环境的适应力无与伦比,它耐寒、耐饥、耐渴,而且是高原上最好的交通工具,牦牛也是藏族在高海拔地区赖以生存的重要生物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在高海拔的牧区,特别是4000米以上的区域,牧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无不和牦牛有关。人们吃的是牦牛奶制的酥油、牦牛的肉,住的是牦牛(毛编织)的帐篷,行也是靠牦牛,盛物的口袋、绳子都是牦牛皮制成,煮食和取暧靠的是牦牛的粪。人们依靠牦牛在那个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自然循环,牧草滋养牦牛,人又依赖于牦牛来生存。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循环。在农区,牦牛也是耕地能手。所以从青藏高原牧区,也包括农区,藏人生活对于牦牛的依赖程度,可以看到他们为了适应高原,同某些物种建立起非常密切的依存关系。离开这个物种,几乎很难在那里生存。所以从牦牛这样一个坚韧顽强的生物品种可以体会到藏人在高海拔地区为什么能够创造出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 还有一点就是天葬。从世界范围来看,天葬可能是最为独特的一种葬式。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如何对待生和死往往关涉其文化的核心,也最能体现这种文化的生命态度和人生价值观。青藏高原最早并不是天葬,在新石器时代,拉萨曲贡遗址中已经发现石棺葬,由石头和石板垒起来的墓葬。川西高原一带,在东汉以前至春秋战国时期也普遍是石棺葬,当时石棺葬的成本是很高的。墓地周围不一定有石头,要从很远的地方搬来,把石块切成板状,成本非常高。到了吐蕃时期,主要还是实行土葬,但是到了吐蕃以后就开始变化,吐蕃以后基本上就是天葬为主,当然还有其它的如火葬、水葬、树葬等等,但以天葬为主。天葬的观念,从文化上解释就是,在藏族的观念里,和躯体相比人们更看重人的灵魂,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很超脱、很释然的态度来选择了天葬,同时也通过天葬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上去。天葬蕴含了一种对生命的很释然的态度,一种洒脱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天人合一”这一观念,这是古代华夏地区人们追求的一种境界。但是,我认为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里,藏族文化是最天人合一的,因为在海拔高度已接近人的生命极限地方,人必须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什么选择天葬,还有一个自然环境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看,天葬也是环境适应的一种选择。从地理条件上讲,高海拔地区基本没有树木,也缺乏木材。到了冬季,就是冻土,根本挖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和这样的环境相匹配的丧葬方式。所以从自然环境来说,天葬不仅是最绿色,而且也是和环境最融洽的一种葬式,是藏族经历多种文化选择之后找到的最合理、最能和环境融洽、匹配的葬式。其中既有自然适应的因素,也有文化选择的因素。 藏族分布的地区存在比较大的地域差异。藏族分布地区传统上分为三个版块,即卫藏、安多和康。它们既是三大方言区,也是三个不同的人文地理单元。这种地域差异给藏族文化带来了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藏文史籍里面很早就形成这样一种说法,卫藏是法区,其特色是宗教,所以拉萨被称为圣地,所有藏区朝圣都要到这里来,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安多是马区,也就是说安多的特色是马,是牧业;康这个区域是人区。藏族谚语里面还称卫藏人热心宗教,康巴人好斗,安多人会做生意,这些谚语都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区域差异。在20世纪上半叶有几个德国人类学家,他们对藏族做了60多例体质测量,测量的结果他们把藏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藏A型,以卫藏为中心,主要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他们也把藏A型称作“僧侣型”;另外一种是藏B型,又称为“武士型”,主要在安多和康这一带,是长头型、面孔相对较窄、身材高大。所以,三个区域在体质物征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卫藏因为地处一江两河(指雅鲁藏布江和年楚河、拉萨河),非常富庶,几千年来都是高原农业的高产区,所以在人的体质特征上和其它牧区、康区的情况上就产生了不同的特点。 三、从高原环境认识藏族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 藏族社会大体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吐蕃时期,是一个王权社会,王权至上。吐蕃时期传了十代赞普,在吐蕃之前也传了31代赞普,那个社会里面是王权高于一切。但是在公元10世纪以后一直到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的社会主要是宗教性的社会。为什么说它是宗教性的社会呢,因为在公元10世纪到民主改革前这个阶段,宗教组织是藏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元代的时候,阔端派了他手下的一个大将多达那波,蒙古人很自信自己的铁骑,所向披靡的蒙古军队征服了欧亚大陆,所以对西藏也很自信,他就派了他的将军和军队打进来,进来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地旷人稀,除了寺庙没什么东西,蒙古人意识到,要用军事征服的手段用征服这个地方的价值不大,必须要改变策略,所以他退了出去。说明宗教组织是最基本的一种社会组织,宗教也是社会的主要凝聚力。藏族社会的发展情况和内地很不一样,内地是靠中央集权的政权把非常广大的区域和人民凝聚起来。藏区那样地旷人稀,它靠的什么,就是靠宗教来凝聚,而且政治上形成了政教合一模式,也就是说从公元10世纪以后,西藏所有地方政权都是以某一教派为依托和载体来产生。藏传佛教是藏族的主要信仰体系,他由两个信仰体系糅合而成,一个是藏地本土的信仰体系,就是苯教;另一个是从印度和中原两个方向传入的佛教。《土观宗教源流》中对佛教与苯教的关系有这样的阐释,叫“佛中参苯,苯中亦杂佛”。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藏传佛教是充分吸收了藏地本土的信仰、文化和很多因素而形成的佛教体系,而且是用藏语文来传播。如果更简明地理解,可以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藏”化了的佛教,或者说是本土化的佛教。 如果把藏传佛教放在一个较大的范围里看,他主要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是形成了活佛转世,这是它的一个特色。除了达赖、班禅之外还有很多活佛转世的系统,这在其它宗教里面是没有的,只有藏传佛教有。第二,就是密教的特点。佛教认为人要成佛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习佛学的经典,皓首穷经,通过对经典透彻的理解和感悟来达到成佛的途径,这个途径叫“显”;还有一个途径叫“密”,认为释迦牟尼的法身遗留了奥秘大法,也称为“真言”或称“金刚乘”,念诵此真言,用心、口、意把这个真言融合起来而且不断地修持,人也可以达到成佛的途径,这就是“密”。Report this ad
藏传佛教各教派都有密教的特点。在唐代,密教曾通过西藏、中原一直传到日本。密教在藏传佛教里保留最完整,日本的佛教中也有保留一些密教的东西,称为东密,藏传佛教称为西密。另一个特点是藏传佛教形成了众多教派,教派中又形成很多支系,特别是噶举派,有“四大八小”的分支。藏传佛教的各教派,我们内地的人很容易从自己的文化观对它作出理解,在藏文史籍里讲到一个事情:元代的时候,八思巴成为帝师,忽必烈很信任他,给了他一个提议说:“西藏那么多教派不太好管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独尊萨迦派,把其它教派都予以取缔。”但是八思巴婉言谢绝,他说:“我们虽有不同教派,主要是传承不一样,对佛学原理的某些理解不一样,但是各教派的关系就如同一只手的不同手指,如果去掉任何一个手指,都会对手造成伤害。”所以藏传佛教的教派不像有些宗教教派那样是水火不容,它不是这样,除了传承不一样外彼此在横向都有许多交流。如宗喀巴在创立黄教时,就曾师从各教派的高僧学习各个教派之长,然后来创立了格鲁派。 另一个特点就是基层社区是以寺院为中心来形成的,这和世俗社会也不太一样的,所以宗教也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 苯教是藏地最古老的自然宗教,也称为民间宗教,它的一个特点是“万物有灵”。藏文史籍记载从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一直到松赞干布之前,都是以苯教治国。苯教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一是最早存在于藏地本土的各种原始宗教,称“笃苯”;二是从象雄时代起吸取了很多外来因素特别是湿婆教因素而逐渐系统化的苯教,叫“伽苯”;三是佛教传入后吸收了很多佛教因素而形成的苯教,称为“觉苯”,也就是今天的寺院苯教。现在藏区各地还有很多苯教寺院,这些苯教寺院都吸收了佛教的很多东西。同时,佛教也吸收了苯教的很多东西,如玛尼堆、经幡、神山圣湖的信仰,万物有灵,这些都源于苯教。存在于民间的许多自然信仰也属于苯教。 我们要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藏族社会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全民信教的宗教性社会,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怎么认识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和作用。藏传佛教是和苯教、本土的文化信仰充分糅合之后形成的一个新的信仰体系,这一信仰体系有两个最突出作用: 第一是减少了人口增殖。在过去传统社会中,藏族家庭中有两兄弟必有一个到寺院出家为僧,有三兄弟者必有须两人出家,这产生的结果就是人口的增殖大幅度下降。这个方面藏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大家形成一种共识,藏族的人口在很多阶段都非常低,民主改革前西藏人口大概百万左右,到了民改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由于物质生活的富裕才有了根本的改善。藏族传统社会人口增殖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为什么这样?其实和藏传佛教的关系非常大,其结果就是使人口数量能够和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相匹配。过去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情况下,青藏高原人口如果过量繁殖的话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实际上这是通过文化机制来达到人和自然的一种平衡。 藏传佛教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减少了人的物质欲望。我们知道吐蕃时期是青藏高原最强盛的时期,吐蕃王朝基本上把整个青藏高原都占下来了而且强盛无比。但是吐蕃王朝从开始一直到结束,将近两百多年的时间始终不断向外扩张,一个重要的目就是从周边掠夺财富。只有从周边获得大量财富,才能够维持一个强盛的王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吐蕃王朝要一直持续下去这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它不可能一直持续向周边掠夺,其次持续向外扩张掠夺可能招致周边文明的毁灭性打击。所以青藏高原这个区域要按照一个世俗化社会追求财富、追求强盛的目标来长期和持续发展,具有不可能性。因为物产寡薄,生态非常脆弱,地旷人稀,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欲望一定要得到控制。最后是靠什么来控制,在吐蕃王朝灭亡之后,就是靠藏传佛教。因为佛教是重来世、轻现世,重信仰、轻物质,所以上千年来使人的物质欲望、生活状态和高原环境相匹配。内地的旅游者常感叹藏民把大量的剩余财富捐给寺院很可惜,认为应该用剩余财富来扩大再生产。在高原牧区很多地方,如果按货币价值来衡量,一户人有几十、上百头牦牛,数百头羊,再加上挖虫草的收入,他们可以算得上很富裕。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很简单,要在当地生存只能过那种传统的、简单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人要在海拔4000多米且地旷人稀的区域生存,如果他满脑子想往的都是物质享受、功名利禄,对物质的欲望很强,就不可能在那里生存下来,只有逃离那个地方才可能实现这些愿望。所以一旦要在那个地方呆下来,就只能按照那个地方的传统方式来生活,而且必须要有信仰。人要在高海拔地方生存,必须要有信仰。因为人在那里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必须有信仰来作为生活的支撑。所以减少人的欲望是藏传佛教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它使藏族在不太适宜人类生存的高海拔地区千百年来生生不息,把他们的文明延续下来,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和生存策略。 另一方面,藏族社会能凝聚成一个整体也是靠藏传佛教。在川西高原一带,过去有很多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先是被吐蕃征服,后来大多信奉了藏传佛教,由于藏传佛教是靠藏文来传播,佛经等等都是藏文,所以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藏文化圈也不断扩大,藏族在青藏高原整体的凝聚正是通过藏传佛教来完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学术界有人对西藏传统社会特点的总结,叫“大宗教、小政府”。在20世纪上半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的人员也就300至500人,才三、五百人的官员体系管理这么大的地域,政府是一个小政府,一个低成本的政府。而且派到各个宗也就几个官员,人也不多,原因在于寺院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系统。上世纪90年代,一位德国哲学家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现代人类社会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职能划分越来越细,机构越来越多,造成很大浪费,他提出应当提升一些社会组织或宗教组织来和政府组织相并列,把政府组织的职能分掉一部分,这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就是一个“大宗教”、“小政府”的社会,社会管理成本很低。 藏传佛教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道德约束力量,所有宗教都是一个道德体系,让人们自觉地遵守一些行为规范和礼仪。内地因为不是全民信教的社会,所以政府需要不断作一些道德方面的提倡,来弥补道德的缺失和教育的不足。一个正常社会是需要道德来维系的。 在藏族的信仰体系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这是藏文化中非常独特的一个东西。在藏文化中,特别是民间的信仰体系中,对自然的敬畏和尊崇十分突出,给人很深刻的印象,这是藏族文化观念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这同样也是适应青藏高原特殊而脆弱的生态环境的一种策略。我在阿里听到对天葬的一种解释,当地老百姓说,我们为什么要把亲人的遗体用来喂鹰,是因为我们不想让鹰吃地上的动物。因为藏人不杀生的,这是他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包含了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独特理解。 在藏人眼里,大部分的山都是神山,大部分的湖都是神湖。我在川西高原做调查时发现,神山信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比如小一点的山,如村庄附近的山可能是一户或几户人的神山,大一点山就是更大区域的神山,而那些高耸入云、终年积雪不化的山往往是整个更大区域的神山。神山信仰非常古老,可能是藏地最古老的一个信仰体系。最初,居住在一定区域的人们因共同敬奉某一座神山而产生相互的认同,从而也共同享有神山周围的资源,并把不信仰神山的人排斥在外。这可能是神山信仰最古老的功能。 从今天世界范围来看,藏族的对神山、圣湖的信仰与崇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藏族仍然保留了亦步亦趋叩着长头转神山、圣湖的习俗,这可以说是代表了当今人类自然膜拜的一种极致。为什么青藏高原的藏族对自然会产生这样一种极致的崇拜?我认为,这种对自然的高度敬畏和尊从,是藏人祖祖辈辈在青藏高原这个人类极限地区生活所积淀下来的一种文化经验。一些不了解藏文化的旅游者可能会从“愚昧、迷信、落后”来理解这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在那么脆弱的环境下,人一定要和自然环境之间保持一种高度的协调,对自然的敬畏和尊从正是为了达成这样的协调。所以,藏文化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看法,蕴含着对青藏高原地理及生态环境的一种独特理解和认识,凝聚着这个文化很高超的智慧。 改革开放以来,内地的经济大潮不断波及青藏高原地区,特别是开矿引发一些风波,当地老百姓说那是我们的神山,不能动,开矿给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带来破坏,特别是牧区,一是造成草原上地下水位下降,二是草皮一旦毁掉就再也长不起来。可喜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已采取果断措施,制止了在藏区随意开矿破坏生态环境的做法。1998年长江上游天然林禁伐之前,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砍了很多树木,那些原始森林一旦砍掉就再也恢复不起来,随便你怎么种植。现在人们终于意识到那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把树木、植物破坏掉,今后对整个长江下游将是灾难性的后果。藏族是用千年百积淀下来的文化经验和智慧保护着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 最近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概括了我国民族地区的四个共性特征,即“生态屏障区”、“水系源头区”、“文化特色区”、“资源富集区”。这是非常准确的界定与定位。可以说,青藏高原作为一个民族地区,在前三点上尤为典型和突出。青藏高原号称“中华水塔”,数千年来孕育和滋养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的两条母亲河——长江、黄河都从这里发源。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四条河流都从这出去。三江源现在成为那么大一个保护区,就是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去被我们所忽视的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东西,今后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是最最重要的。水、空气将是未来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东西。藏族用他们的文化智慧,用他们的信仰把这些东西很好地保护下来。 四、谈谈藏族的价值观与文化性格。 如果要归纳藏文化的特点,我觉得有两个基本特点:一个是高原地域特点,一个是宗教文化特点,这是藏族最突出的两个特点。 我说这个情况可能在广大农牧区体现更充分。当前藏区出现了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城乡的两极分化加大。城市发展变化很快,文化变化大,但就广大农牧区来说,基本的价值观仍然得以保留。 第一个就是轻物质、重信仰。藏族的文化性格里,虔诚、执着、坚韧、约己这些品格,都和信仰有关,是信仰所铸就。我曾在四川最大的牧区县石渠的色须寺遇到过一个情景,我们进去的时候活佛刚刚出现,很多信众那种虔诚的目光着实让人震撼,在城市社会中很少看到那样的目光。由于藏传佛教信仰使人们重来世、轻现世,所以藏族的文化性格非常能够忍辱负重,很能吃苦,当然这也是造成他们的财富观念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要淡薄。藏人有一点和汉人很不一样,就是不太重积蓄。我们内地的人一有钱就积蓄起来,过去的很多地主、财主都是靠省吃俭用积蓄出来的,今天我们通常也把省下的钱都积蓄起来存到银行里。但藏族不是这样,他们把多余的东西要么让周围的人分享,要么供奉给寺庙。我曾和藏族著名学者西藏社科院的巴桑旺堆先生谈过这个问题,他用了一个很准确的词,说藏族是“刚够就好”。比如过去乞丐去乞讨,只要上午乞讨够一天所用,下午他就不去了,他会去从事他自己的活动,比如去甜茶馆啊等等。所以藏人的商业观念也相对淡薄。我前年到松潘去,去黄龙、九寨沟都要经过松潘一带,松潘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三分之二是藏族,其余的是汉族和回族。过去主要是回族经商,后来因为旅游发展,利益蛋糕越来越大,汉人和回族都经商。现在这个“蛋糕”更大了之后,藏人也开始经商,但他们的经商能力远远不如回族和汉族,在这个背景下,藏族与回、汉之间的矛盾就增加了。所以藏族由于信仰和高原适应的关系,他们商业观念是相对淡薄的。 Report this ad Report this ad 藏族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类似我们过去说的“国民性”,是由整体文化带给一个民族的共同性格,我觉得大体有这么一些:因为佛教让人向善(所有三大宗教根本都是让人向善),藏族由于佛教信仰很深,所以向善也成为藏族的文化性格。传统上安多和康等藏区都要去拉萨朝圣,能到拉萨朝圣是僧人和信众一生的理想和向往,但是过去朝圣带不了多少东西,就背一小袋糌粑,带点酥油,途中的生存主要靠化缘,朝圣者经过沿途的村庄,家家户户都会拿出东西来接济他,这是一个传统,所以行善是一个基本的东西。由于长期信仰佛教,我认为,藏族整体上性格比较温和,比较忍辱负重,也比较宽容。而且另一点就是遵守规则。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说一个藏族老年人组成的旅游团到北京参观,导游先带他们到了预订的宾馆,但那个宾馆说情况有变无法安排,把他们转到另一个比较远的宾馆,这些藏族老人刚刚到达那个宾馆,原来预订的宾馆又突然通知说可以安排他们了,于是导游又领着他们回到最初预订的宾馆,整个过程折腾了不少时间,这些藏族老人把行李搬下搬上,非常安静,非常听话,没有任何人发出怨言和表现不满,这让导游异常吃惊,是她带团经历中从未有过的,不由得对这些藏族老人的宽容大度肃然起敬。其实这种善解人意,温和、宽厚,都他们的信仰有关。 藏族的文化性格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神性思维,我认为这是藏族很重要的一个特点。1991年我来拉萨开一个藏学会,会后组织到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县参观,在村子里我看到家家户户都挂领袖像,有华国锋主席,有毛主席,也有邓小平,但是都有华主席。我觉得很奇怪,问了一下,陪同的藏族人告诉我,在拉萨一带藏人对华主席的崇敬已经成为一个现象。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华主席做第一书记时,曾来过西藏,进藏前他问西藏需要什么,当时的拉萨还没有自来水,市民要到拉萨河背水,用的是木桶,木桶自重大,水也容易洒,当时刚刚有了很轻便的那种加伦桶,很轻便、水又不洒。西藏方面就汇报了这一情况。华主席进藏时就带来很多加仑桶来,分给家家户户,拉萨老百姓就牢牢记住了这件事,并把加仑桶称作“华主席”,产生了一种神性的思维,所以拉萨一带的老百姓就都挂华主席的像。毛主席在世时,西藏很多老百姓特别是翻身农奴还普遍把毛主席视为观世音菩萨的转世等等。藏人看很多东西是用一种神性的思维,不是世俗的思维。 敬畏自然和善待动物也是藏文化里非常突出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来拉萨的时候,遍街都是狗,因为狗是藏人生活里最亲近的动物,他们从来不杀狗,不吃狗肉,所以狗就自然繁殖,到处都是,这是善待动物。藏族有句谚语:“把你好的东西布施给水里和地上的动物”这是不求功利的,就是说我要善待动物。 还有就是藏族是很乐观豁达、幽默开朗的。我发现一个现象,我曾经问过华西医大从事心理学的专家,他说藏族吸毒的很少,在西南的某些民族中,贩毒、吸毒已经成为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信藏传佛教,藏区基本上没有出现吸毒的问题。藏族中产生心理问题的比较少,特别是和内地比较非常少。因为比较乐观豁达,在那么一个高海拔的地区生活,一定有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心态。 另外藏族文化很尊重老师,因为过去佛教的传承,首先要拜上师,密宗的传承也一定要拜上师,不是大家坐在一起公开讲课,而是上师考察跟随自己多年的弟子,觉得你可以了,才将佛法传授给你。尊师的传统是藏族优良的传统。 我接触过不少藏族的精英人士,他们中一些人已做了很重要的大学校长,我去过他们的家乡,也到过他们的老屋,你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乡是在那么大的山沟里,交通那么封闭,而他出来之后能够发展得那么优秀。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定是厚重的文化和高原环境给了他们很多滋养。我们读藏文史籍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它的叙述可能比较忽略时间、地点,但是那个故事一定会非常生动。我觉得很多藏族高僧大德的思维都有一种童心在里面,是一种很彻底的单纯。藏族文化博大精深,上世纪90年代我们带着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种研究团队,那些人到了一个村子,他们选择最传统的一个家庭,包括他的房屋可能是上百年的房屋,然后他们几个人就把房屋完整地测量然后把它绘制出来,第二就把四季的农事全部详细地记录下来,第三就是把他们的婚丧嫁娶包括年纪详细记录下来,他们想保留这个微观的文化,是一种很高明的团队,我们和他们合作了几年。有一次我们带他们在岷江上游跑了很多羌寨地方,后来来到了米亚罗嘉绒藏族地方,他们一走进一个很普通的藏族家庭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客厅,那个教授非常感慨,他说我们一进来就感觉到藏族的文化确实是令人敬畏的,当然他主要是从宗教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是产生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甘珠尔》里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智慧,所以我认为藏族的文化是需要我们一点一滴逐步深入的体会和认识的。这个民族其实是很温和、很单纯、很容易亲近的。我有一个女学生,很多年以前她们几个女生一起到康定县的塔公寺,在草原的边上,那个地方都是康巴汉子,头上挂着红头绳,看着体格非常高大,她们一接近发现那些人其实很好打交道,你问他什么都很热情,而且乐于助人。他们不像表面上,如果你没和他们接触看着好像很恐怖,其实他们是很单纯的民族。 当然另一点就是文化实际上是动态和变化的,变化是文化的常态,藏族文化特点和现代性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和调适,特别是现在在藏区,城乡二元体系非常明显,城市和农牧区的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城市里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传进来开始影响到藏族,但是从民族的整体和文化来看,农牧区基本的价值观、信仰和高原适应的生活方式都保留了下来。我认为藏文化中有很多后现代的因素,“后现代”是针对现代的极度发展出现诸多弊端而产生的一种反思性思潮,如现代发展太注重技术,过于强调人类自我中心,对自然较为忽视等等。后现代更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而这些东西在藏文化里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2006年,《中国国家地理》的执行总编单之蔷让我给他们的栏目就藏族的宗教信仰写一段话,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 “在漫漫的朝圣路上,朝圣者的背影总给人以无尽的启示,……面对高原的艰难环境,信仰支撑了他们的生活,也托起了他们的希望。于是,虔诚、执着、坚韧、宽容成为他们生存的性格与力量,而宗教成为他们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我对藏族宗教信仰的理解。 五、文化是什么。 最后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思考文化是什么。一般来说,民族就是不同的文化人群。文化是什么,我们从书本的定义可以简单说文化是指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但要真正理解什么是文化,却是需要体验与观察。 文化通常由两个部分来构成,一个是生活的方式,一个是与之相对应的价值体系。一般说,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前者是形而下,后者是形而上。其实,文化和环境的关系非常密切,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产生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什么样的生计方式产生什么样的生活形态,什么样的生活形态就会有与之相对应的一套价值观念。所以文化说到底是一个民族的生存策略和智慧。 美国学者哈维兰编的《文化人类学》(这是美国大学的人类学教材)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我觉得非常精辟,他说,文化是能够给拥有该文化的人群带来最大幸福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就是说藏族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是因为它们能够给藏族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人类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但没有一种文化是不能与别的文化相互沟通的,所有文化之间都能够相互沟通。为什么?文化人类学对人类文化有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文化相对,文化之间彼此没有高、下之分; 第二,伦理互通,在所有不同的文化中人类的基本伦理都是相通的,比如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等等; 第三,历史特殊。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历程和轨迹都不一样。 第四,人性普同。尽管文化不同,但人性是相同的,基于人性的人类伦理也是互通的,所以,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相互沟通。 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数千年来的历史发展和进步,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交往、交流与交融。这也是人类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现在最新的分子生物技术从基因方面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已经取得重大突破,结论是,今天地球人类的祖先是在15-20万年前从东非大峡谷走出来,然后逐渐扩散于全球。也就是说,今天的地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川大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生物环境专家,在兰州大学做过副校长,曾在中国驻德国使馆做过文化参赞,我曾向他请教人类起源的新观点能否成立,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大熊猫这个生物品种非常古老,是恐龙时代就有的物种,今天主要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带保留下来。但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尼泊尔一带也存在很少量的大熊猫。生物学界做了一个试验,把青藏高原东缘和喜马拉雅南麓的大熊猫进行交配,发现二者已经不能繁衍后代了。本来是一个物种,但在青藏高原隆起后就分开了,现在交配已不能繁衍后代。但是今天的地球人类,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只要交配都能够繁衍后代。人类共同的历史不过15-20万年,所以人性是普同的,人类的不同文化都是环境适应、社会适应的结果,是后来才发生分化的。尽管人们的文化不同,但人性相同。因此所有的文化之间都可以沟通。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态度,在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和多元共存”已成为一个主题,面对这样的主题,我们应该采取的就是正确的文化态度,不是以自我的文化为中心来评判和否定别人,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尊重异文化,认识和理解异文化,并从别的文化中学习处长来丰富自己。 最后我想用费孝通先生有关人类如何来看待异文化的16个字来结束我的讲演。费孝通先生这16个字是: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各美其美”,是说我们每一种文化都不能妄自菲薄,要以自己的文化为骄傲、为自豪,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都能给拥有这个文化的人带来幸福感,带来快乐,所以要“各美其美”。第一个“美”是动词,是说我们都要重视自己的文化。 Report this ad Report this ad 第二句“美人之美”,是说我们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要能够“美人之美”,能够在别的文化里发现优点,发现我们自己文化中没有的那些好的东西,认识和学习别人的长处才能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应是我们对于文化的基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和谐”的真正含义就是“和”而“不同”。《国语·郑语》中有句一话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说“和谐”则万物才能生长繁衍,“同”即强求一致则万物就不能发展延续。大家知道,世界上最美的声音是和声,“和声”是不同的声音按照规律协调后而发出来的,所以“和而不同”应该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文化绝不会向经济一体化那样会越来越同质化,我们过去接受的观念认为民族会消亡,这不一定是正确的看法。我们今天在经济一体化的同时,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在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然文化是变化的,因为我们生存的世界在变。文化变化的策略是朝着对拥有该文化的人群有利的方向来变,因此,面对文化的变化,我们也应尊重各个民族的文化的主体性。所以,凡是我们在工作、生活、学习上涉及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我们要采取的正确态度就是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就是既“各美其美”,又能“美人之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只有采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开放文化态度,才能增进民族情感和民族团结,才能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创造出民族和谐的局面。这是我国民族工作的根本。由于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人数最多,大汉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总是在很多领域中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所以,对于我们汉族来说,尤其要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文化态度。【注】ནོར
名词。(1)物资、财富(2)牛类、家畜牛(3)财神有八,故表数字8留下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于 十月 17,
2018 in 每日杂谈 外交事务:美国对华政策辩论06 7月
2月13日,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3/4月刊上发了一篇文章How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ot China Wrong ,检讨美国对华政策。文中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相信中国将逐渐自由化并广泛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愿望与中国实际的演变情况落差越来越大; 而这种落差呼唤我们对美国战略重新进行评估。 6月15日,《外交事务》7/8月刊以《Did America Get ChinaWrong
》为题发表了包括王缉思、芮效俭、艾伦·弗里德伯格、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帕特丽夏·金、约瑟夫·奈、李世默等知名中美政治学者对《思虑中国》一文的讨论,以及坎贝尔和拉特纳对点评的回应的回应。我在文学城看到观察网的译文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美国作者译文有少量删节,不代表观察者网立场。” 我找了英文看了下,观察网的译者水平不错。似乎只在约瑟夫·奈的言论中有两处删改: > No one can be certain about China’s long-term future—not even >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 没有人能准确预见中国的长远未来,就连中国领导人也不确定。 翻译时省去了习近平的名字。另外一句讲领导人继承的话被全部删去。看来这是连观察网也不敢触碰的领域。 > Washington can wait to see what future decades will produce in > Beijing. DENG XIAOPING CREATED A FRAMEWORK FOR INSTITUTIONAL > SUCCESSION, WHICH XI HAS TORN UP. XI’S NEW SYSTEM MIGHT NOT LAST > FOREVER.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climate change, > pandemic disease, nuclear proliferation, terrorism, and financial > instability on which both countries can benefit from cooperation.>
> 华盛顿方面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静观北京的动向。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可以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动荡等问题上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换言之,继承问题是约瑟夫·奈未来最关注的领域之一。从中共历史来看,仅在建国后,有四位接班人被迫以各种方式下台,每次都带来不同程度的震荡。 全文如下,我补译了上面这句,同时添加了曾在美国政府任职学者的对应政府,可以说明他们的政治倾向。—
中国的观点
“美国总是高估自己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能力。”库尔特·坎贝尔和伊莱·拉特纳在他们合著的文章《思虑中国》(发表于《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3-4月刊)中这样写道。当然,这里的“中国”还可以换成今日的埃及或委内瑞拉,以及1975年“西贡陷落”之前的南越。美国人常常以为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偏好改变其他国家,然而在事与愿违后又表现得很沮丧。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反省令人钦佩,而他们的建议也值得认真对待:华盛顿应该更加关注自身的实力,并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切合实际的预期之上。 尽管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走向感到沮丧,但是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们也同样对美国感到幻灭,甚至产生困惑。在中国,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问题观察者们发现,那个我们已经研究了数十年的国家越来越难以辨认、难以预测。我们也需要自省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政治极化、权力斗争、政治丑闻、对国家建制派缺乏信心、“推文”地位堪比政策声明、高级外交官跑马灯式的撤换、政府关键岗位的轮空——这些问题都曾经出现过,但自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这些现象密度和规模尤其令人震惊。 特朗普政府掌握和运用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方式让中国的政治分析人士感到困惑。近年来,美国人总是要求中国遵守“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现在华盛顿却放弃或终止了它曾经倡导的规则,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而言,要辨别美国想要自己和其它国家遵守哪些规则、维持怎样的世界秩序,以及弄清美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越来越难了。 让中国更加感到不安的是,另一种关于中国的共识正悄然在美国社会成型。在美国,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以及主张权利的行为,而自由主义者则谴责中国对内加大政治控制力度,而两者的共识在于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势力”。美国政府文件,例如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这种对中国的描述提供了官方背书。结果就是中美之间在商务、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的协议越来越脆弱。过去的危机,例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2001年中国战斗机与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相撞等事件等,对中美关系形成的风暴都是暂时性的。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化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即便如此,中美之间的两大基本原则仍然会阻止两国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首先,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地缘政治最大的分歧在于“有序世界”和“无序世界”之间的分歧。中美两国都属于有序世界。让坎贝尔和拉特纳感到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使得奥巴马政府从“重返亚太”或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分心,但这或许不一定是件坏事。尽管特朗普政府给中国贴上“主要对手”的标签,但是特朗普政府仍旧将注意力放在了无序世界(尤其是中东和朝鲜)上。只要中国不出错,不让美国把注意力从迫在眉睫的麻烦转向中国,那么这个趋势就不会发生变化。 其次,尽管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和经济摩擦可能会加剧,合作潜力仍未消失。例如,美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帮助中国应对环境挑战。同时,如果中美两国社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将愿意把积蓄花在美国医疗所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上。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对“中国国内一种观点日益明显,即美国(以及广义上的西方国家)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衰退”而倍感烦心。事实上,中国的智库和媒体一直在争论美国是否成为了一个衰败中的大国,但是迄今没有形成任何的共识。尽管中国官方媒体偶尔会自吹自擂,但是北京方面仍然清醒地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在经济方面追赶美国,还需要在高等教育和科技水平方面追赶美国。事实上,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美都算得上崛起中的大国。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一些,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仍然很大。对于中国而言,坚持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避免把摊子铺得太大浪费资源是明智之选。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他2011年出版的著作《论中国》中提议美国与华盛顿建立起“协同演化”的关系,在此关系中“中美两国都追求国内的发展,在可能的领域展开合作,并且调适两国关系使得冲突减到最小。”我认为“协同演化”也意味着“良性竞争”。搞清楚中美两国哪个国家更有能力解决国内问题,让本国的民众满意,才是中美两国最具有建设性的竞争模式。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王缉思)接触是有效的
坎贝尔和拉特纳攻击美国过去四十年对华政策失败,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前提,即美国政策目标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中国。此类批评往往把美国公开维护政策正当性时诉诸价值观的方式,与其以国家利益为先制定政策的方式混为一谈。 回想一下终极现实主义者理查德·尼克松。1967年,在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之前,他曾经也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阐述改造中国的必要性,但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却通过巧妙的政策把中国拉拢到美国这一边,彰显出他的真实动机:他并不想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而是要利用中国获取地缘政治优势,为美苏争霸的目标服务。 另一个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为与中国建交而作出的努力。(我当时作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参与了中美之间的秘密谈判。)如果华盛顿没有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就不能在冷战中利用中国占据优势。这才是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的政策考虑,而不是使中国走向民主的虚无梦想。 基于利益的政策制定规则也有例外,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错误地决定将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徒劳地想利用经济杠杆强迫中国改变行为。(作为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我曾经质疑过这种做法欠考虑,但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尽量执行政策。)这项政策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北京方面有多固执,而是因为美国将自身的两种利益对立起来,导致华盛顿内部发生派系斗争。最终,克林顿总统取消了这项政策。 迄今为止,对华建设性接触很好地服务了美国的利益。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的合作在许多领域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企业很渴望打入中国的市场,美国公司也凭借中国廉价劳动力降低了产品成本。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信核扩散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垄断,但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认为核扩散对中国国家利益构成威胁,并于1992年加入了《核不扩散公约》。如今,要是没有中国的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Report this ad
与此同时,中国自己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决定允许最优秀的学生去美国高校留学,让他们见识美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向他们展示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在制约滥权和腐败中的积极作用,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部分外交官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变得十分专业。中国的金融家则把在西方学到的金融技能带回国内。中国的律师受到国际标准的影响,默默起草了新的监狱法,减少了服刑人员受虐待的情况。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赤贫,美国应该阻挠中国的发展吗?这哪里符合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很清楚,随着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一个新兴大国初现雏形,但是这并没有成为,也不应该成为美国充满戒心的原因。难道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的美国政府除了打仗没有其他办法与另一个强国处理好关系? 去年秋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提供给国会的证词中称,在2025年到来前,中国将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华盛顿方面错误地认为这个结果已经注定,那么这一天将更早到来。削减国务院的预算,让最有经验的外交官员相继离职、贬低外事外交工作,都将削弱美国战略布局中外交政策的力量,导致军事措施成为唯一的手段。 有一种更好的方法。美国最明智的选择是在扩大国家利益的同时保持对华接触。如果华盛顿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那么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督促中国以和平方式崛起。与此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向世界传递其不准备再扮演全球建设性领袖角色的信号。相反,美国应当强调其政策将追求公共利益,而非一己私利。美国要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首先应该增加自身模式的吸引力。 (作者为前美国【克林顿政府】驻华大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创始人芮效俭)
走到今天这一步,早有迹象 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文章为这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重要价值,但尚不完善,且在某些方面有误导性。虽然没有哪个思想学派或独立观察家有资格声称过去二十余年以来自己对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一部分人的确更善于领会北京方面的动机、预测中国的行动。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应当重新思考对待中国的方法”,那么首先应当承认中国观察家之间存在差距,然后对造成差距的信念与假定加以分析。 两位作者指出,接触并未如预期般推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也未能将中国转化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一名“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事实上,美国方面乐观的观察家们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为掌握国内政治权力而愿付出的智慧、决绝和毅力,也高估了另一方面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以为它们能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融合和民主。自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使西方领导人期待一再落空的同时,找到从全球经济参与中获益的方式,并以刚柔并济的方式控制其国民。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提、发展和民主的关系、参与国际体系的社会效应等学术理论对乐观主义者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管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些理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树立了确凿的权威,这使得乐观主义者更容易轻视甚至忽略那些与理论矛盾的证据。而且,自90年代以来,中国成功地对外开展政治宣传,使美国乐观者受到影响,误以为接触正在对中国产生预期效果。 许多乐观主义者还缺乏想象力和战略共情力。在他们看来,加入西方“俱乐部”是北京方面唯一的出路。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主流国际秩序的自由基石具有巨大的威胁。尽管对华乐观派的论点存在诸多缺陷,它们还是构成了美国政策的基础。这些政策承诺推动美国的和平与稳定,造福美国社会的部分行业,自然得到了有关专家、企业家、政治家和前政府官员等广泛而有力的支持。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这场对华政策论辩各个方犯了错误”。为了证明此论断,他们举出了“鹰派乐观主义”的例证:这派人认为,只要充分保持对华优势,美国就能够阻止中国在军事领域试图与美国竞争。虽然这种观点不乏支持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对华强硬派人士不再提出中美可以避免竞争,而是认为美国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保持领先。倘若911事件不曾发生,小布什政府本会花更多精力推动鹰派的方针。而且奥巴马政府曾在2011宣布“重返亚太战略”,表明他也曾试图回到这条老路上。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乐观地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能够改变中国,或引导中美关系走入平稳、和平的轨道。曾有人质疑对华接触政策的有效性,警告称中美竞争极有可能激化,但坎贝尔和拉特纳却忽视了这些声音。与乐观主义者相同的是,这些怀疑论者也分不同的派系。当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飞速发展的时候,曾有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告诫:在人类历史上,快速崛起的国家向来倾向于寻求区域甚至全球霸权,这往往导致它们与当下的主导性大国发生冲突。大约在相同时期,个别的国防分析人士(以国防部网络评估办公室主任安德鲁·马歇尔为首)开始警告称:一旦中国拥有大量的精确打击常规武器,就将有能力抵消美国看似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从而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本世纪初,尽管美国有人提出中国正在开展农村选举、发展民间社团以及推进势不可挡的市场主导型经济改革,但有部分观察人士(如詹姆斯·曼恩、安德鲁·内森和裴敏欣)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的真实倾向与表面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怀疑论者一直处于下风,乐观主义者无论在数量还是影响力上都占据优势。在此期间,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向一边倾斜,不断寻求与中国接触,却对制衡中国实力增长缺乏认识,未能对相应外交和军事政策投入充分资源,也没有充分认识到向中国这个新兴战略竞争对手开放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 今日,美国及其民主盟友们面临一个日益富强的威权主义敌手,它充满雄心又缺乏安全感。中国领导人正尽其所能地以符合本国利益、捍卫国内政权的方式重塑亚洲和世界。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挑战,但它的到来不应使我们感到意外。 (作者为艾伦·弗里德伯格,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曾任美国【切尼】副总统助理)别急着放弃
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称作一场失败,这反映出华盛顿当局目前对中国政府国内外政策方向的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二人的文章存在偏颇,文中描述美国政府官员对中国的期望和战略时往往有失准确,而且鲜少提及美国对华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取得的诸多成就。 只有非常脱离现实的人,才会认为美国有能力促使中国放弃现有政体,并抑制其大国雄心。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可以通过展现国家实力和利用共同利益,来改变中国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因此,如果华盛顿当局草率地采纳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不再尝试去影响中国的政策抉择,结果必将于美国不利。 在坎贝尔和拉特纳看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中国的建交开启了数十年失败的对华政策——美国自始至终无法改变中国的政治轨迹。然而,中美和解的主要目的本来就不是去挑战中国政府的基本利益,而在于承认中美共同利益,与中国协作互惠。中国决定支持反对苏联的阵营,带给美国巨大优势,也沉重打击了苏联。比如,中国在与苏联和蒙古的边境线牵制了苏联大量兵力,超过苏联在各个华约成员国驻兵的总和。 通过与美国改善关系,中国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在东亚的存在能起到积极的稳定作用,因此默默接受了美日的结盟。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指出的,如今中国政府对美日同盟的态度越来越不乐观,开始发展实力以反制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但目前来说,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亚洲国家将齐心协力将美军逐出亚洲。虽然极不情愿,中国分析人士依旧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可以约束其地区内盟国,防止地方性冲突升级。华盛顿当局可以利用亚洲各国对稳定的共同渴望,同时清晰展示美国硬实力,以鼓励中国在东亚采取配合行动。 虽然1979年为了实现中美邦交关系正常化,美国在对台湾政策上作出了部分妥协,但在随后几十年中,即使中国大陆实力突飞猛进,美国也成功为台湾提供了保护伞。在承认“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美国与台湾保持了稳固的关系,使中国大陆不至于贸然发起统一行动。今天的台湾拥有自由富裕的民主政体。如果不是因为美国过去五十年来在两岸问题上采取了平衡、知情、坚定的态度,那么台湾几乎必然不是今天的样子。 美国对中国以及世贸组织采取的政策也加固了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网,它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繁荣,甚至可以说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超过从中国进口增长的速度。中国目前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近期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以及外资企业转让知识产权,虽然都令人感到不安,但这并不是世贸组织协议的错,因为它只负责规范贸易行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签订更多协议,比如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极大改善现有协议的执行状况。 2005年,美国敦促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角色,成效虽不尽如人意,但也算不上失败。即便中国不情愿,也在美国的说服下更积极地为重大国际事务做贡献:比如减轻苏丹的种族屠杀暴力;促使伊朗就核问题进行谈判;向朝鲜施压使其回到弃核谈判桌上来。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寻求中国的合作,因为中国在这些动荡地区有极大的经济布局,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对抗国际压力。 坎贝尔和拉特纳似乎认为,中国为扩大影响力所采取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展军事实力,都属于修正主义。对他们而言,就连中国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该银行遵守国际发展贷款一切现行规范)的举措也属于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定义的国际秩序是“在美国领导下”的秩序。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当中国停止增长,不再寻求更大的、与实力匹配的话语权的时候,美国政策才算是取得成功。这种评判成功的标准脱离了实际情况,无法引导美国更好地应对现实里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Report this ad
虽然美国永远不可能主导中国的对外政策,但它可以与盟友和伙伴一道塑造中国周边的环境,让中国精英明白打破稳定局面的利害关系。随着中国实力逐渐壮大,对其施加影响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并非不可能。要达成目标,应该遵循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建议,在东亚地区维持强大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事实上尼克松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是这样倡导的。虽然坎贝尔和拉特纳把美国数十年来的对华政策贬为一场彻底的失败,但他们推崇的战略其实与原先基本无异。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对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种种内政外交政策感到担忧,就连中国内部许多观察人士也有类似的担忧。2007年时,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接下来十年内发生的事情,所以责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过于天真、闭目塞听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他们本以为情况会更好。 最后,如果中国会发生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动力也必然来自中国内部。但美国应该继续鼓励中国领导人通过改善社会和市场自由来寻求政治稳定与繁荣。美国可以在两个方面采取行动:其一是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中国公民以及精英阶层树立榜样;其二是继续努力说服中国领导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带来的稳定和财富,将超过国家主义经济和威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中国仍然是股强大的力量,否则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动用巨大资源去抵制它。 (作者为美国【小布什政府】前副助理国务卿、普林斯顿大学世界和平与战争政治教授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帕特丽夏·金) ------------------------- 时间将证明一切 坎贝尔和拉特纳有理由质疑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性假设。25年前,西方世界确信中国将向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转型。这并不全是冷战胜利使西方产生的幻象。根据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随着经济体接近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的门槛,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将要求得到更多的自由。这种预期不仅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也来自韩国等亚洲国家的现代史。而且,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取前所未有的丰富信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控制互联网之难不亚于“把果冻钉到墙上”。但事实却证明,中国共产党很好地完成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理论错了吗?从短期来看,它们确实错了;但从长远来看,下结论还为之过早。也许,我们还要等上几十年时间,历史才会证实现代化理论的真伪。 尽管如此,美国对华政策并不是完全失败的。1994年我负责主编美国国防部的《东亚战略概观》时,美国已经意识到遏制中国、阻止其发展经济的策略终将失败,因为它得不到地区内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曾对国会说,把中国当作敌人对待,终将把它变成美国的敌人。而使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即便无法确保中美世代友好,也能保留一系列合作的可能性。 为保险起见,美国还设计了另一套兜底政策,防止误判中国。坎贝尔曾在其他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亚洲大战略上,某些美国人主张从中国着手,采取由内而外的方式。 另一些人则主张由外向内,通过缔结地区同盟关系稳定局势,制衡中国力量。这正是克林顿政府选择的战略。 1994年,我们开始复苏此前低迷的美日安全同盟。它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冷战的遗留物,有人甚至担心日本经济会给美国造成威胁。在日本,许多政治家认为美日安保条约已经过时,日本应转而靠拢中国或依靠联合国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两年的艰难努力,我们终于在美日两国削弱了此类立场的支持度。美日两国于1996年4月签署了关于安全同盟的联合声明,使美日安保条约成为后冷战时期东亚稳定繁荣的基石,一直延续至今。部分鹰派人士认为中国有意把美国驱逐出西太平洋地区,或至少将其封锁在第一岛链以外。但由于地处岛链核心的日本出钱让5万美军在日驻守,因此中国没有权力驱逐美军。 没有人能准确预见中国的长远未来,就连中国习近平主席也不确定。如果美国能维持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盟关系,持续发展同印度的良好关系,就能在亚洲权力平衡中手握王牌。与中国相比,美国的优势不仅在于军事实力,还体现在人口结构、技术、货币储备以及能源独立等方面。我们不必过分夸大威胁吓破了自己的胆。华盛顿方面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内静观北京的动向。邓小平创立了一个制度化继承的框架,习近平弃之不用。习近平的新制度不一定能够永远持续下去。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可以在气候变化、流行病、核扩散、恐怖主义和金融动荡等问题上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 如此看来,美国的错误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就战略赌博而言,由外而内的美国对华政策有着超乎质疑者想象的强健生命力。 (作者为美国【克林顿政府】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合则两利
坎贝尔和拉特纳提出,美国需要调整其对中国的基本假设,寻求一种更可持续的双边关系。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二人赖以推导出该结论的历史和当代背景都存在严重缺陷。美国如果基于这种错误推理重新设计其对华战略,将破坏世界稳定性并削弱美国自身的地位。 首先,两位作者在评估美国对华政策时,错误地认为美国一直未能引导中国改变行为。坎贝尔和拉特纳遗漏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例子,他当年对中国打开外交大门,曾使中国政策朝对美国有利的方向改变,此举堪称决定冷战结果的关键因素。其次,中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三十年里为全球经济扩张和互联互通做出的贡献恐怕超出世界任何国家。十五年前,中国大战略学者郑必坚曾用“和平崛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发展。许多人质疑大国崛起的方式不会变得如此和平,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和平崛起已是既成事实了。 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毁灭性的暴力和破坏。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以及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都侵略了数不尽的国家和领土,夺去了无数条性命,征服了大量人口,才得以崛起。与它们相比,中国崛起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和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成功融入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正如坎贝尔和拉特纳承认的那样,中国在已加入的国际机构中参与度非常高,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二人指责中国没有对美国在亚洲的同盟体系给予充分支持,甚至有时还试图削弱它,而他们认为这个同盟体系是亚洲秩序的基石。然而,中国是被这个同盟体系排斥在外的国家,美国本来就不应指望中国顺从于一个违背其国家利益的体系。 像坎贝尔和拉特纳这样的美国精英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赋予美国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权力,使其能够用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华盛顿方面认为正确应用的国际规则。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并没有给予美国这种行为任何合法性。联合国宪章对国家主权做出了特别保障,这才是中国在与尼克松的美国修好后选择加入的国际秩序; 北京方面从未接受美国在冷战后对此国际秩序做出的修正——扩大了美国同盟体系的势力,以至于其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攻击入侵主权国家。 中美两国应该而且必须进行合作,以确保21世纪是一个和平且有建设性的时代。中美双边关系有必要做出调整,但其基础应该建立于对历史和当代背景的正确理解之上。如果美国精英继续认为自己的国家天然享有全球霸权,那么美国只会加速自身的衰落。世界太大,太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一个仅有3.25亿人口的国家绝不会成为世界唯一的统治者。 但如果美国能放弃冷战之后产生的的必胜主义,回归那些使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的国家特征——重建国内社会凝聚力,实现更公平的财富分配,投资于未来——它便能够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世界中脱颖而出,而无需把中国或其他国家树立为自己的敌人。如果美国能够给予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大国应有的尊重,承认两国天然的影响力范围,便有机会长期保持其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 (作者为上海风险投资家、政治学学者 李世默) 坎贝尔和拉特纳的回应 在《思虑中国》一文中,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直截了当的论断:美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建立在相信中国将逐渐自由化并广泛接受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之上;但这些愿望与中国实际的演变情况落差越来越大; 而这种落差呼唤我们对美国战略重新进行评估。 以上几篇对我们文章的回应都就如何理解和推动美中关系做出了深思熟虑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文章的历史背景和遣词用句受到了质疑,但核心论点几乎没有受到挑战。 无可否认,如果我们的文章能在某些地方阐述得更清楚或更详细会更好。确实,除去试图塑造中国未来的野心之外,美国政策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推动。尽管如此,我们坚持认为,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深受一种假设的影响,即中国将朝某个方向发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期望并非如芮效俭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证明政策目标合理性的政治话语。 仔细阅读我们的文章就会发现,某些条件反射式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我们并没有像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和帕特丽夏·金所说的那样,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了。这种误解部分源于我们原文省略了部分内容。我们本应更突出地强调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成果,包括重塑冷战态势的伟大外交开放。不过我们的确提到了中美接触产生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导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作出重要贡献,包括遏制伊朗和朝鲜的拥核雄心。批评者有理由将多边气变合作与海峡两岸稳定说成是中美关系的成就,我们也同意环境与全球卫生是未来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Report this ad Report this ad 尽管如此,即便中美两国有着几十年的外交往来和坚实的经济关系,双边合作仍然艰难且范围有限,除了某些双方利益一致的特殊时刻之外很难持续下去。个中有很多原因,但如今中国面对特朗普政府威胁采取惩罚性措施时,反而比过去几十年面对更密集、更有礼有节的战略接触政策时更愿意做出让步(例如在朝鲜问题和贸易上),这很说明问题。这并不表示我们赞同特朗普总统的做法,只是要指出前几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几乎从未触及中国的底线。未来的美国官员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令人不舒服的现实。 我们从未说过美国的决策者过于天真或闭目塞听。例如,与批评我们的人的论点相反,我们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基础在于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度预期,而不是对中国立刻民主化的盲目乐观。在我们看来,鉴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存在太多不确定性,当时的许多评估其实是合理的。尽管如此,中国现在很明显在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其方式是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或原本希望阻止的。 一些批评者要求我们更加耐心,认为中国的政治演化尚未完成,美国应努力专注于赋予中国的改革者以权力,用克里斯滕森和金的话来说就是“说服中国领导人”放弃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模式。然而,继续按照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的样子而不是中国实际的样子来设计政策,只会抑制美国有效应对中国挑战的能力。虽然我们也认为中国人会从代议制中受益,但中国近期不可能发生变化。美国需要制定一套战略,与一个在国内外都坚定反对自由主义的中国进行合作和竞争,尽管我们希望中国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非常同意艾伦·弗里德伯格的观察,即多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健康的争论,其中不乏反对声音警告称,美国的决策建立在过分乐观的预期之上。但这些反对意见没有成为主流。在苏联解体、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911袭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等重大事件发生后,美国多次回归此前的共识。然而,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过去从未出现的紧要关头,部分原因是美国不能再误判中国的未来,其代价比前几十年大得多。中国日益强大的实力与北京方面倾向于不按全球规范运用实力的行事方式表明,对中国的思虑是极其必要的。 对我们文章的部分反对意见集中于一点,担心重新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必然导致另一场冷战。我们并没有呼吁美国像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事实上,我们明确排除了孤立或削弱中国的做法,这样的目标是是不明智的。有些评论者认为美国传统对华政策的替代方案就是遏制政策,这恰好证明了当前的政策辩论严重缺乏新思想和战略选择。 此外,重新审视美国对华政策不等于赞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特朗普政府处理亚洲事务方式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即使其中大部分只具备雏形),但我们认为在贸易、同盟、人权和外交上秉持“美国优先”的态度,将导致美国面临“热衷对抗但缺乏竞争力”的风险。海内外分析人士应该将必要的对华政策辩论与对特朗普的批评区别看待。 我们同意王辑思和约瑟夫·奈的观点,即美国实力有着强大的基础。美国拥有一流的大学、创新型企业、有利的人口趋势、强大的同盟关系以及丰富的能源资源,这些都为保护及推动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还认同,华盛顿当局应该解决国内政治失能、财政责任缺乏担当以及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它们对美国未来的威胁不亚于任何外国势力。 我们写《思虑中国》的目的是质疑旧的共识,并引发各方就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性假设进行辩论,而不是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美国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需要调整视角,努力看清新的现实。希望我们的文章和上面诸位作者的回应标志着我们在朝这个方向迈进。 (观察者网张成、庄蕴菲、周然、何懿洁译自《外交事务》,杨晗轶校)留下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于 七月 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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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西康,作者:马特 探访西康①|成都安仁镇:首任省主席与大地主的故乡 探访西康②|马尔康:过往边区冲突与易守难攻的要塞 探访西康③|大小金川:曾有红军扶持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 探访西康④|康定:汉藏边地的贸易城市 探访西康⑤|雅安:1950年迁来的西康省会 探访西康⑥|西昌:曾是明争暗斗的边地政治中心 探访西康⑦|凉山地区:扶贫典型悬崖村与中西合璧老教堂前言:
四川西部的历史让我颇为兴奋。 1979年,费孝通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主要指四川西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地区存在一条自然形成的横断山脉通道,连接起以藏族和彝族为主要族群的若干个民族,并在东部的汉文化与西部的藏文化之间形成交流和缓冲的过渡地带。 这种过渡地带的意识贯穿着川边地区的历史。1939年,西康省在西藏东部与四川西部之间建立,这种意识以行政建制的方式得以确定。西康省只存在了短短16年,但建省本身的博弈却前后持续半个多世纪。 历史上,西康省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区和地图上的范围并不一致。地图上的西康省包括金沙江以东33县2设治局和金沙江以西13县,但西康政府实际能控制的只有金沙江东部地区,金沙江以西由西藏地方政府实际控制。双方在一系列冲突之后,默认了金沙江为康藏边界。 我此次不限于探访西康省时期的遗迹,而是该地区的近现代历史文化。探访路线从成都开始,由成都到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地区(曾经的康属),再从甘孜向东到雅安(曾经的雅属),最后从雅安向南到凉山彝族地区(曾经的宁属),涵盖了西康省实际控制下的主要地区。 另外,这次探访,我跟随了八十年前孙明经的路线。他是一位摄影师和纪录片导演。1934年,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家魏学仁和化学家潘澄候发起了一项电影教育计划。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了解到电影对教育的作用,打算应用到中国的教育实践中。这项计划的落实者就是刚刚毕业留校、23岁的孙明经。 1939年,孙明经加入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被允许使用庚款经费拍摄电影。他于1939年7月进入西康,进行地理人文考察,拍摄了8部影片。1944年,孙明经第二次进入西康,放映电影并进行爱国宣传展览。 我有一本孙明经1939年西康之行的老照片集,2003年出版。我沿途寻找老照片上的建筑遗迹,看看今天它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尾声
在西康的二十天探访,我从北向南,穿行了原西康的康属、雅属、宁属地区。坦率地说,西康地区的近代历史遗留并不多。也许川边地区在近现代一直处于纷争当中,在缓冲地带上不太容易进行大规模建设,而西康省存续时间又太短。 从这个角度看,西康地区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充满制衡和妥协。元朝蒙古统治者在西南边区设立土司进行管理,这种放权是蒙古人对待帝国边区的方式,只需按时征税就可以获得一定自治权。对于外来的蒙古人来说,这有利于管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地区。 明朝延续了这一制度。但到了清朝后期,这种制度的弊端开始显现。土司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唯一统治者,只要不叛乱,中央政府基本上默认土司可以为所欲为。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介入带有强烈的政治野心,不但试图控制西藏地区,更想通过西藏进入四川,而土司们对此态度暧昧。虽然他们并不愿接纳英国人,但也不那么顺从地成为帝国的边地屏障,这导致了帝国的中央政府开始考虑撤销土司。 这种尝试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就开始进行。到了民国时期,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获得了喘息机会,英国人不再那么积极地介入西藏问题。但清朝灭亡打破了原有的天下共主体制,藏区与中央政府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此时期,西康地区主政者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制衡拉萨政府对川边的控制,通过宗教上的怀柔和军事上的试探维系脆弱的平衡,也包括利用云南的新军和青海的穆斯林军阀对藏区进行牵制。 这期间,红军长征在西康的藏区及彝区传播了革命思想。很难说,当地土司们是真的认同革命,还是作为在汉人政治派别之间押宝的手段,但这让少数民族地方统治者之间就派别问题产生了分歧。这意味着,后来的西康地区统治者,要拿出更多务实的诚意来拉拢民族地方领袖,包括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 直到共和国建立后,解放军进入西藏,确认了国家最终的边界,并通过1950年代中期对藏区和彝区叛乱的镇压肃清,实现了西康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彻底认同,也由此实现了西康省的历史目的。 我的这次探访,还存在很多遗漏,并没有涉足西康省西部地区。但由此可找到一些理解“边地”的思路,也希望让更多的人思考边区复杂的政治与文化变迁。留下评论
Posted by David Peng于 五月 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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